我们为什么买不到火车票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回家”、“车票”等词汇高频率地出诸人口、见诸报端。尽管广州始发的节前车票早在18日已经宣布基本售罄，但还有许多渴望回家的人奔波在各个售票点，无助地祈求着一张能够承载回家梦想的车票，甚至忍痛高价购票。

　　今年春运开始以来，广铁集团和公安部门联手对火车站进行了综合整治，使得火车站的治安和服务与往年相比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尤其是针对炒票的行为，广铁公安和广铁集团相继向广大旅客作出郑重承诺，表示只要旅客买了高价票，查实后予以返还，并且对举报非法代售点和倒票分子的人员查实后给予重奖。承诺不可谓不庄重，整治手段不可谓不严厉，但高价票的现象仍然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为严重。

　　昨日，本报记者以问卷形式对177名1059次列车旅客的票源进行了调查，其中只有49名旅客表示通过正常途径和票面金额购得车票；而以同样方式调查149名1319次列车旅客的票源，只有45名旅客通过正常途径和票面金额购得车票，原价121元的车票，最高者以560元购得。

　　抽样调查不一定能够反映高价票猖獗的全貌，但即便具体到这两次列车，也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旅客能够通过正常渠道和票面金额购得车票，原价100多元的车票，通过盘剥爆炒，落到真正的旅客手里，最高涨到了500多元，这样的现实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而本报记者的调查在广铁公安局那里也得到了印证。据广铁派出所有关人士介绍，广铁公安局从12月28日开展“蓝盾行动”起，每天组织10至20名警力对当天乘车旅客的票源进行调查。迄今为止，共核实高价票点284起，抓获338人，缴获高价票23869张。

　　在一票难求的窘境下，如此严重的高价票状况让人为之愤慨。人们忍不住要问：这些高价票到底是怎么流出来的？黄牛党通过雇人排队通过窗口、网络、电话进行团购的方式经过公安部门的打击，已经暴露在公众面前。那么在这些低层次的方式之外，还有没有更高级的手段呢？除了这些散兵游勇式的炒票外，还有没有更组织化、专门化的渠道呢？当正常途径对超过三分之二的旅客关闭失效，当某次列车车票刚刚宣布发售旋即宣告售罄，所有这些现象不过印证了盘旋人们心头的一个疑惑：售票窗口后是否存在通过权力垄断和控制资源进行的交易？

　　谁都不会否认，春运期间的火车票是稀缺资源。人均不足一支香烟长度的中国铁路，其运力平常时期就不堪负荷，在人山人海的春运期间，更是捉襟见肘。期望短时间内改善出行状况，恐怕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如评论者所言，打破行政化的铁路管理体系，开放营运市场，解决运力供应紧缺，也非短时期内可以实现。但是，在当前票源总体稀缺的情况下，对车票的销售、对资源的分配我们却应该做得更好。

　　比如说，能否让车票销售流程向社会公布，实行公开、公正的“阳光售票”。让公民或者媒体参与监督，从车站到各个分售点到最后的乘客，整个流程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公众面前。而此前内蒙古赤峰火车站所采取的购票实名制简化程序之后也不妨借鉴。当然，这些措施无疑都会增加车站和旅客的成本，但相比一票难求、民众的愤懑来说，这成本却要小得多。

　　从执法的有效性来说，广铁公安局的种种努力，无论是重奖举报、严惩黄牛，还是调查票源，固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根治高价票仍是杯水车薪。这些整治手段，都不过是在高价票流通的低端层次着手发力。需要肯定的是，调查票源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在此基础上顺藤摸瓜，从终端的旅客到黄牛到违规代售点再到最初始的票源，逐步排查，彻底清理窗口后的交易，堵住高价票流转的源头，让地下售票大白于天下，方是杜绝高价票、提高执行力的有效举措。作者：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