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艾滋病报道

　　四分之一世纪以来，艾滋病的传播不断扩大，而其所造成后果的代价也日益清晰。6月3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家》刊发了有关艾滋病发现25周年的文章——《令人不快的纪念日》(Unhappy Anniversary)。对艾滋病，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多种版本的“不快”，或来自疾病本身，或来自对其的恐惧。对当过记者、如今从事媒体研究且参与多项艾滋病国际项目的我来说，这种“不快”更多的是来自媒体对艾滋病报道中或多或少、或有意或无意所透露出来的歧视和猎奇心理。艾滋病报道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不是简单的社会新闻再现，稍有疏忽即有可能造成整个报道方向的偏失。

　　云南是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镇之一，当地电视台在2004年先后播出过两个有关艾滋病的报道，影响至今。一个报道讲述的是一对“艾滋夫妻”先后在16天内离世，留下一个年仅11岁的女儿；另一个报道则是在娱乐场所“小姐”中推行同伴教育和100%使用安全套。前一报道叫好叫座，赚取观众大把眼泪，拿奖无数；后一报道观众多用“恶心”表达心中不满，在各种奖项评比中颗粒无收。

　　但是，前一个受到观众和媒体评奖人士热捧的报道却在艾滋病防治专家和感染者中换来一边倒的批评声。专家们认为，报道只顾煽情，没有澄清感染者和患者的区别，误导了观众对艾滋病的认识；感染者反应更激烈，认为报道极大地渲染了艾滋病的可怕，加深了普通人对艾滋病的惧怕和憎恶，从而更加重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和耻辱。

　　在现代信息社会，经大众传媒所提示或强调的意见由于具有公开和广泛的特点，容易被当作是社会上的“多数”或“优势”的见解来认知。有数据显示，中国艾滋病报道的主要内容以防治行动、知识普及、科研成果、政策法规等为主，与感染者相关的内容不到20%。而为了满足这些主要内容的报道目的，自然会过多地阐述艾滋病的严重性，但大肆渲染艾滋病患者的痛苦，无形中强化了公众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恐慌和歧视，使感染者和患者被长期边缘化、隐形化，从而严重阻碍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而关注感染者的报道，往往为了突出新闻的新、奇、特等特点，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不是去引导观众关注他们严峻的生存状态，而是把焦点放在他们的特殊性上，让他们成为媒体“娱乐”受众的一种工具。

　　过往的艾滋病防治领域和报道中，“高危人群”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名词，这个名词本身就被贴上了道德的标签。但是，病毒的侵蚀是不分好人坏人的，导致疾病的是我们的行为，而不是我们的身份，要消除歧视，就要把人和人的行为分开。不良的、违法的行为需要改变，艾滋病本身就是对感染者不负责任行为最大的惩罚，但作为人，他们依然拥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拥有不受歧视的权利。

　　那个有关“小姐”同伴教育的报道，即在传达这样的信息。虽然从电视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片子本身不尽完美；但是，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关爱这个特殊群体，帮助他们实施积极的自我保护，正是国际社会对防治艾滋病提出的最新思路。

　　观众对节目的接受和对某种理念的认同离不开媒体的引导，媒体应该消除自己对艾滋病的歧视，以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所有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关怀”他们，从而有意识地引导整个社会正确面对艾滋病。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