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发布《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向亚太地区发出警告：“贸易使不平等的状况进一步恶化。在东亚的成功故事背后，隐藏着‘无就业增长’的挑战，年青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劳动人口的增加远远快于工作机会的增加。”
“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Bill Bikales)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直言不讳。
但他的这一说法，并不为国内专家完全认同。“这种说法不太准确，”7月4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是带来了很高的就业，由于劳动力供给等原因，失业率没有下降，表现出低就业的增长态势，确切地说是‘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也指出，“不能简单地说中国的‘无就业增长’很严重，我们要充分的看到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在目前看来，劳动力过度的依赖市场的作用，很有可能使这种状况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现状：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看来，“无就业增长”是指“虽然产生就业机会，但是远比投入市场的劳动力的增长和经济增长的速度缓慢”。通俗地讲，“无就业增长”绝非是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落后于就业机会或就业人数的增长。
毕儒博承认，“在《报告》中并没有发现有更多数据说明中国的存在这个问题。”但在他坚持这样的看法：中国的“无就业增长”是很严重的。
该《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出口的持续上扬，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高的增速之中，高达10.1%；而同期，就业的增长率却只有1.1%。
《中国经济周刊》在查阅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度统计报告发现，2001年~200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3%、9.1%、10%、10.1%和9.9%，而同期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5年，而且远远高于上世纪90年代。(1990年~2000年间的我国平均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2.8%。)
7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键对《中国经济周刊》说，“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与高失业并存的。”
此时，广东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处丁力处长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不同观点，“广东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排头兵，高失业并不是很明显。”他说，“广东能解决近2000万的外来人口的就业，在就业总量上是不存在‘无就业增长’的。”
而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调研处的陈石俊处长也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了同样的观点，“在江西，一直以来实施的是就业优先战略，2005年我们GDP的增长速度是12.8%，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48%，是低于全国水平的。”
然而，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对于上海市而言，高的失业率与经济发达也是不相称的。2005年末该市城镇从业人员598.3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9.37万人，城镇登记失业人员27.5万人，登记失业率为4.4%，则高于全国水平的。
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莫荣认为：“事实上，我们从中国的GDP就业弹性系数(见注)的变化也可以看出，中国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是呈下降趋势的。”
据莫荣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的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303，90年代为0.104。本世纪前5年就业弹性系数为0.105。
“由此，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没有带来高就业，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像低就业增长或是无就业增长模式。”丁元竹说，“不管怎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确实给我们提了个醒。”
原因：经济结构变化是根本
该《报告》在共性地分析产生“无就业增长”的原因时认为：以服装、纺织品和鞋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实现工业化，供应链向上端移动，逐渐变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由此产生的就业机会变得越来越少。
《报告》还指出，“如果政府执行低利率也会加剧‘无就业增长’的发展趋势，因为劳动力给了资本优先选择权，虽然对提高经济增长有利，但给就业埋下了隐患。同时，企业不愿意雇佣更多工人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劳动合同过于严格。”
亚洲开发银行的庄键认为，在中国出现这种状况“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结构在变化，经济结构逐渐地脱离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同资本带来的劳动就业的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三大因素导致目前这种现状，宏观经济的周期因素；结构性调整的因素，比如产业结构变化，一些旧的产业逐渐退出新的产业形成的时候，也会造成一些失业；经济体制改革因素，国有经济进行改制重组，有一部分工人会下岗，形成失业。
而广东社会科学院的丁力则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就业压力大，就业和需求不能完全匹配，比如，有知识劳动力的失业比率在上升，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200万人，不少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其次是长期以来的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压力；第三是结构性调整形成的就业压力。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革结构调整造成的下岗人数在增加。
丁元竹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分析说，“中国正进入一个重化工业时期，资本密度加大，技术更新加快，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下降的，资本开始排斥劳动力。加上我们人才的结构性问题，供需矛盾，大量的劳动力没有工作，而很多企业需要大量适合市场发展的人才，劳动力相互排斥也是原因之一。”
对策：政府应加强干预
丁元竹曾撰文指出，“由于种种因素而产生‘无就业增长’现象，将使劳动力成本下降，下岗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公将变成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而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2006年，新增劳动力达到峰值，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从需求情况看，预计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见本刊6月19日相关报道《第三次就业高峰》)
丁元竹说，“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好在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应该从追求‘经济增长优先’转向以就业增长为中心。”
事实上，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目标，未来5年,我国城镇将有4500万人走上工作岗位,登记失业率将控制在5%以内。
那么，如何化解“无就业增长”呢？对此，莫荣建议，首先要更多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次，要更多地发展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再者，大力发展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因为它们能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丁元则强调了政府的干预作用：积极用公共财政才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加大对再就业的培训也是必要的。
毕儒博也建议说，政府需要加大投入，尤其是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以此促进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从而解决更多就业。
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也提出了抑制“无就业增长”的建议：通过调节利率；逐渐废除为了提高资产回报率导致劳动力外流的财政激励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政策，鼓励岗位的适应性和再培训。
注：就业弹性系数是就业人数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值，即GDP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系数越大，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弱。 记者 黄乐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