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医疗机构正常的商业赞助、捐赠与商业贿赂之间，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以划清界限。现在，针对这一规范，卫生部正在酝酿中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而言，现在正是“敏感期”，每个政策的出台都扣人心弦。
8月27日上午，卫生部治贿办主任毛群安，在“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卫生部正在抓紧时间，制定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捐赠和赞助的管理办法。
话音一落，台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代表就高高举起手，询问这个“办法”所规范的对象、内容和形式。
显然，关于这一话题每一个官方的说法，都值得医疗机构和企业“竖起耳朵”来听。
好赞助 坏赞助
辉瑞集团的代表听到的显然是“利好”消息。毛群安说：“欢迎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事实上，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捐赠行为，是医药企业很常见的行为，但这往往会变成一种营销手段，而这样一种手段经常会被跨国公司利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向医生传达最新的药品性能及其相关知识，起到教育医生的作用。这对医疗机构的科研帮助也很大。”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芳玲说。
而医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捐赠和赞助。据统计，公立医院财政拨款还显不足，一般只占到医院收入的5%。因而，如果有医药企业能赞助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医疗机构求之不得。
“不过，对于国内的医药企业而言，‘赞助’并不局限在这个层面。”浙江一位叫陈廷的医药代表说。他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做医药代表。
陈说，国内医药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产品都是仿制药，靠着给医生、医院“好处”来互相竞争。这些“好处”除了众所周知的“回扣”之外，也包括“赞助”。
“相对于回扣，这些赞助更加公开。”陈说，“一种药允许进医院后，医药代表一般要向医院交5000~7000元的赞助费，抗生素则高达3万元。这些赞助一般被用作奖金，或其他活动经费。”
陈说，对于这些赞助，医院会给医药代表开个收据，但是否入账，外人不得而知。
“也有的时候医药企业给医院的是学术赞助资金。但实际上可能是赞助了院长的孩子去国外留学。”江苏一名医生说，并且再三要求记者为其保密身份。
鉴于此，毛群安说，对于这些赞助，违法还是合法的界限难以区分，所以要力求让这种行为公开、透明，符合法律规范，以杜绝以资助为名的不正当交易行为。
擦边球
毛群安的回答，显然还有些不够明确。
“这种行为会不会将原来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使之成为变相的行贿受贿？还有，会不会引发捐赠攀比，以吸引医疗机构用药？”一位女士如此发问。她来自执法系统。
她的这种疑问不无道理。虽然反商业贿赂的力度很大，但是，“擦边球”依旧层出不穷。
“虽然各个地方都有规定，医药代表不许和医院接触，但这个规定实行起来就变了味。我认识的一个医药代表和医生关系很好，前一阵医生就对她说，‘你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的账两个月一结’。你看，照样会有回扣，和以前一样，不过是地上变成了地下。”陈廷举例说。在他看来，这个《办法》会给出更多规范，但同时，也可能给出更多的灰色地带。
卫生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毛群安表示，卫生部正在积极地征求各方意见。在9月末还会召开一次会议，邀请医药企业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长效机制
作为医药代表的一员，陈廷觉得，是各种制度漏洞和潜规则逼着这行“越来越黑”。
“政府和媒体把板子都打在医药代表身上，实在很不公平。”他说，“拿药厂来说，现在很多药厂在药品的研发上不舍得花钱，在回扣时却毫不吝啬。疗效都差不多，医生们关心的是哪个药给的回扣和赞助高，谁也不用回扣低的药。我们只好较着劲地给回扣。医院有些活动，或者盖大楼，伸手要赞助我们也不敢不给。”
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了患者利益，损毁了医院形象，还不利于中国医药工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教授则认为，现在的医疗反商业贿赂措施都放在医疗服务供应方的自律方面，而患者作为需求方应该有权知道更多信息。比方说药品的真实价格等等。
与毛群安强调的捐赠程序的公开透明相比，郑超愚更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医疗信息透明：“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完全有可能做到信息透明，要让患者自己去比较各个医院的医疗服务。”
“在制度层面之外，还要关注医生群体的信仰和道德状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我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为什么在‘SARS’来袭的时候，医生是‘白衣天使’，而现在是‘白蛇’。”
“反商业贿赂力度是很大，风声是很紧，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老医药代表。”浙江的医药代表陈廷说。他做医药代表已经很多年了。
自从政府要求医药代表禁止进入医院以来，老医药代表的生意似乎做得更稳了。“不会有新医药代表来竞争。医生看见那些拿着大包的新医药代表都躲得远远的，怕有风险。”陈说。
而他仍然和各个医院的院长、临床主任保持密切联系。隔三岔五吃饭时，也会“评估”一下现在的医疗反商业贿赂和医疗改革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