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月初，我国第一份应对出口反倾销的地方性文件《浙江省应对出口反倾销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身陷反倾销调查“重灾区”的浙江商人，有了主心骨。
有人说，占到国内遭受反倾销调查四成的浙江省，如果在反倾销调查方面打个喷嚏，全国对外贸易都得感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浙江省反倾销方面的任何动作，便有了标本意义。
在反倾销方面，浙江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程？又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法制网记者几天来对此进行了深入的采访。
“反倾销”为何死活缠住浙江
谢榕芳一行登上飞机，取道上海前往德国，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浙江周”活动。
如果一切顺利，这位浙江省温州市鞋革协会秘书长将于本周与对方签订一份自谈判以来一直秘而不宣的投资意向书———温州制鞋企业联合投资60亿元，在德国兴建“温州皮鞋工业园区”，以应对欧盟对中国皮鞋日趋严厉的反倾销措施。
也是与反倾销有关。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底，浙江出台了全国第一份应对出口反倾销的地方性文件《浙江省应对出口反倾销暂行办法》。
来自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的一组数据告诉我们，浙江所赚贸易顺差约占全国一半；浙江又是我国遭受出口反倾销影响最严重地区，2002年至2005年，浙江反倾销总涉案数和涉案总金额，占全国的4成以上，反倾销调查涉及的大案要案也逐年增多。
有人说，浙江省在反倾销调查方面打个喷嚏，全国对外贸易都得感冒。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浙江成为反倾销调查的“重灾区”呢？
对外贸易高速增长“当你势如破竹地占领他国市场的时候，必然要遭遇对方抵制。”浙江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金永辉认为，浙江成为反倾销调查“重灾区”的一大原因是近年来浙江对外贸易的大发展。
他介绍说，浙江省出口数量持续高速增长，对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形成较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产业要求本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口中国产品，从而引发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摩擦。
非市场经济地位“WTO协议所规定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也是浙江企业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温州市外经贸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处处长周小平认为，由于中国处于非市场经济地位，促使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可依据某一市场经济国家(即替代国)该商品的价格计算倾销幅度，而不使用中国自身的数据。替代国的选择比较随意，倾销幅度易被高估，因而倾销判定容易成立，这直接导致了更多贸易伙伴对中国反倾销调查的跟进。因为这一原因，近年来，继美国、欧盟之后，阿根廷、土耳其、澳大利亚等国也逐步加大对浙江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力度。
出口商品依靠低价竞争
在浙江大学法学教授陈剩勇看来，浙江之所以招致较多的“洋官司”，与其自身经济结构有较大关系。因牵涉各方利益，国际贸易市场上各种名目繁多的反倾销、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等手段越来越多地被运用。目前，浙江省的出口增长方式仍然以量的增长为主，自有品牌严重匮乏，出口商品仍然依靠低价竞争，这些都极易成为招来其他国家“贸易弹”的靶子。
温州市委党校经济学教授朱康对此也有同感。他举例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温州制造的金属防风打火机，市场价格不到一美元，国外厂商纷纷在温州下单生产。见这一行业有利可图，几乎是一夜之间，温州冒出了两千多家打火机生产企业。为了争夺市场，企业之间开始相互压价，价格优势演化为血淋淋的“价格战”，从国内打到国外，直至逼得国外同行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最后招来了反倾销调查。
文化理念存在冲突“文化理念的冲突是浙江产品频频遭受反倾销调查及其他损害的第四大原因。”周小平说，在许多西方国家，许多商人们认为，只有在竞争谈判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但浙江的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不理解西方贸易文化的这一特点，在谈判过程中，一上来就赤裸裸地把价格放到最低点，不给任何讨价还价的空间，引起了对手的反感。
原温州市鞋业协会秘书长朱峰对记者说，过去温州人在西班牙直销温州鞋，从发货到零售一条龙自我“包干”到底，所有环节的利润“独吞独占”、“吃干榨尽”。温州人原以为这是好事，但没想到引发出一系列连锁反应，就连当地的企业和工人都要与中国鞋商“拼命”。2004年，西班牙的埃尔切市就曾发生“火烧温州鞋”事件。
国际官司赢了八成靠什么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发祥地与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地处浙江南部沿海的温州市一直是浙江的缩影。
温州市外经贸局进出口公平贸易处处长周小平介绍说，加入WTO以来，温州出口额迅速增加的同时，眼镜、打火机、鞋类等20多种产品遭遇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涉案企业400余家，涉案金额4.9亿美元。“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温州市共发生国际贸易壁垒案件41起，可诉34起，应诉23起，应诉率67.6%，结案15起，胜诉12起，胜诉率达80%。”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了解了温州人是如何打赢八成“国际官司”的，对浙江应对反倾销的思路也就清楚了。
寸土必争依法维权
2001年11月13日，我国加入WTO后第3天，土耳其对外贸易署发布的一份眼镜保障措施公告在温州引起了轩然大波。尽管此案涉及金额只有600万美元，只占温州眼镜行业出口总额的1.3%，即使放弃了影响也不大，但考虑到土耳其与欧盟的特殊关系，一旦土耳其此举赢了，很可能会引起其他欧盟国家效仿，市场就会出现雪崩式反应。温州的眼镜制造商思考再三，还是决定立即应诉。
在中国轻工进出口商会的组织下，温州13家受到进口壁垒挑战的眼镜生产商，委托律师向土耳其政府递交了反对进口壁垒的抗辩书与有关证据。随后，还派出代表随商务部公平贸易局领导到土耳其反复游说磋商，最终，使土耳其方面改变了态度，使问题得以解决。
这场“国际官司”，被称为“中国入世第一仗”。其所以获胜的“眼光远大、寸土必争、不畏不惧、依法维权”经验，对温州人后来应对屡屡出现的“国际官司”产生了深远影响。 预警机制防患未然温州人之所以能打赢八成“国际官司”，与温州市拥有一套反应 灵敏的反倾销预警机制有关。
早在2003年6月，温州就率先开通国内第一个进出口公平贸易网，宣传公平贸易基本知识，通报反倾销预警信息，指导企业利用WTO规则保护产业安全，创造性地构筑起富有温州特色的贸易壁垒预警系统。
他们充分利用温州四十多万华侨遍布世界各地的优势，建立起产品预警信息资料库和海外市场准入信息数据库，及早了解商业信息，及时为企业发回最新的预警信息。
多方联动制胜法宝“如果说建立预警机制、变消极等待为未雨绸缪，为温州的反倾销‘国际官司’打下了基础的话，那么，多方联动、同心协力则是温州人打赢八成‘国际官司’的制胜法宝。”周小平说，每逢反倾销调查案件出现，温州市外经贸局就马上召开反倾销应诉协调会，政府、涉案企业、行业协会、专业律师一起坐下来想办法出主意。
在应对反倾销调查中，还有一个组织的作用不可不提，那就是温州市的一百余个自治性行业协会，他们发挥了政府和企业无法替代的协调组织作用。
2002年，欧盟提出了CR法规，要求售价在2欧元以下的打火机必须安装防止儿童开启的安全锁才能进入欧盟市场。接到反倾销调查通知后，温州市的许多打火机企业陷入了对方设置的两难境地：按照WTO有关规则，政府不能介入反倾销具体事务；单打独斗，任何一家企业显然都没有这一实力。沉思良久，温州烟具行业协会决定联合应诉。他们从涉案企业筹措应诉专项资金，邀请法律专家举行专题分析，边辅导边抗击边制定应诉之策：15家企业递交产业无损害抗辩，2家企业申请市场经济地位。而后，温州市烟具协会组成“中国民间第一团”，随同政府部门出访。在欧盟辗转18天，进行了十多次多边会谈和交涉，促使欧盟原本定于2004年6月19日起强制执行的CR法案不得不搁置。
“重灾区”的人有了主心骨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把“中国民间第一团”的欧洲之旅比做软应对，理解为浙江民营企业试图规避反倾销调查，那么《浙江省应对出口反倾销暂行办法》则是从制度层面，对今后如何应对反倾销调查进行硬规范。一软一硬，显示出浙江省应对反倾销调查的新动向。
境外设厂利益共享化解摩擦面对层出不穷的贸易摩擦，浙江省的许多企业不再走“忍气吞声绕开走”、“针锋相对搞游说”的应对老路子，而是在如何更好地“规避”贸易壁垒上动脑筋做文章。
通过合资、联营、收购等多种方式，在境外设立工厂，将竞争关系变为合作关系，以利益共享化解贸易摩擦。
2001年土耳其眼镜保障措施案后，温州明明光学有限公司在土耳其投资建厂，现已成为该国第三大眼镜生产企业，当年带动出口400万美元，成功绕过了贸易壁垒。
2004年，温州哈杉鞋业有限公司在尼日利亚的拉加斯投资创办皮鞋厂，在收获效益的同时，也得到了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
作为中国皮革行业的龙头企业，温州康奈集团的目光已经不仅限于在境外设厂了，康奈集团总裁郑秀康告诉记者，康奈的“新思维”是参与发达国家行业标准制定，以期掌握贸易规则的主动权。
据商务部最新统计，浙江境外投资企业数居全国第一位，到今年8月底，境外投资累计达到16.85亿美元。
定制度提高抗风险能力在浙江省外经贸厅副厅长金永辉看来，贸易摩擦“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公众，都应保持平常心态去积极应对”。但为了提高抗御国际市场风险能力，必须规范应对出口反倾销工作。出于这样的考虑，浙江省率先全国出台了《浙江省应对出口反倾销暂行办法》(下称《办法》)。
记者注意到，《办法》共23条，专门列出“职责分工”表，明确规定在应对出口反倾销过程中，县级以上政府该干什么，外经贸局该干什么，行业组织和企业该干什么。参与《办法》拟定的浙江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公平贸易局陈巧艳介绍说，这在全国尚属首创。
《办法》的另一突出特色是明确申明企业是应诉主体。陈巧艳说，面对反倾销调查，过去，一些企业不应诉或消极应诉，利用立案到裁决的一年时间差，争分夺秒多出货。官司赢了，搭个“便车”；官司输了，大不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搭便车”心理往往最终导致整个应对反倾销的被动或失利，一时之快带来了长期之痛。
为改变这一现状，《办法》对涉案企业应诉作出了硬性规定，“今后，拒不执行应对出口反倾销相关措施的企业将被通报，并记入该企业的信用记录。” (记者 陈东升)来源《法制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