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农地制度改革滞后。土地紧缺是温州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尽管如此，温州耕地保有量，最近五年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5万亩。
8.外资引进困难。温州是一种内源型的经济格局，这构成了温州最坚实的增长动力。但是，这种相对封闭的经济结构，导致几乎没有外资进入。1985-2002年，温州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75亿美元，2002年实际利用外资只有8023万美元，2003年之前的20多年间，所吸引的外资总量还不及同省的嘉兴一个地方2003年实际利用的外资额。横向比较，1984-2001年，温州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只占浙江省的4.44%，而同期杭州、宁波占全省比重分别是30.30%、35.48%。
9.商务成本升高。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和苏州比较，温州在土地成本和用水成本上是最高的。据统计，2002年上海浦东工业用水每立方米为1.74元，苏州为1.35元，而温州则达2.1元。在土地成本方面，温州的郊区工业开发区用地每亩为25万元左右，而上海只有12万-16万元一亩，苏州为8万元一亩。
10.经济全球化对温州影响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贸易摩擦增多。
温州所面临的问题，在东部地区具有普遍性
作为东部先发地区，温州目前面临的“成长的烦恼”，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大的方面讲，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高速但粗放的增长，和2000-2003年的城市化浪潮，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调整期。目前被经常提及的几个发达区域，比如珠三角、长三角、温州等，都提出了发展转型的目标，这意味着对此前形成的所谓模式，必须进行改革。
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将“温州病”诊断为“三个难以为继”：产业发展难以为继；要素难以为继；环境承载难以为继。实际上，东部其它地区也同样面临着上述三个问题煴热缟钲。深圳模式的特点是以外来加工企业为主，其中包括大量的台资、港资企业。然而，深圳最近也提出了“四个难以为继”：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实现万亿元GDP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比如土地，深圳经过20多年的发展，竟然已经没有可供企业成片开发的土地了。面对这些问题，深圳给企业提出的要求是“要么转型，要么搬走”。在市场的压力下，政府通过提高人力成本、能耗标准等门槛，迫使企业在转型和搬迁之间进行选择。再比如苏州。人们总是拿苏州和温州相比。而事实上，苏州同样面临着转型的压力。苏州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第二次转型。苏州利用其地理优势，承接了上海的产业转移，转向了外向型发展模式。据报道，2000-2005年，苏州地区平均每天就有2家外资企业开业，外商实际投资累计近200亿美元。但是苏州模式目前也受到了质疑。首先，苏州经济外向度非常高，对外部经济的过分依赖，蕴藏着很大的风险。苏州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防范这一风险；其次，技术、资本、市场均为外来所形成的“打工经济”、“飞地经济”，被诟病为“只长骨头不长肉”，其人均GDP虽然高于温州，但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低于温州，也就是说，苏州面临着如何富民的问题；第三，苏州也面临着环境压力。
由此可见，温州的问题，在东部发达地区是普遍存在的，“温州病”，也可以说成是“苏州病”或“深圳病”。这些共性，源于我国市场演进的基本路径。支撑旧的发展模式的各种因素，比如政策环境、资源条件、市场需求、要素价格、生态观念、企业治理结构和规模以及技术水平等都在变化。这些变化推动着原有的发展模式的调整。对一个经济体而言，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僵化，是固守于既成的模式而对挑战视而不见。
温州是多面的，对温州的评价不能固守教条
当一个人谈论温州的时候，有必要问一下：他谈的是哪个温州？
确实，温州是复杂的。在人们的印象中，温州首先是富裕。从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温州在全国排行第二，仅次于深圳。但是，温州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发达的三区两市，有处在中间位置的三个县，还有欠发达的三个县。温州是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缩影，这一点，往往不为外界注意。其次，温州的经济总量(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并不是很大，在浙江占第三位.但是，在温州本地之外，有200多万温州商人，还有50多万商人分布在海外，他们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如果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温州经济规模在主要城市中的位置，会比GDP来衡量要高。据统计，2006年春节前十天，从外面汇到温州的钱就达440亿元，2005年这一数字为360亿元，2004年为350亿元，2003年为330亿元。温州本地经济或许面临着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温州人经济无疑是健康的、活跃的。
因此对温州的评价就不能“一刀切”，当你谈论温州的时候，很可能说的只是其中一个温州。对温州的评价，不能只拿单一的指标进行比较。王建满说，这样的比较“不科学”，很多比较“命题都不成立”。例如，将苏州和温州进行比较是一个时期舆论的热门话题。王建满的看法是：两者之间无法类比，必须根据本地的实际，走不同的路径。
温州今后发展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