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温州的官员中，不只是王建满面临着这样的比较，也不只他一个说过下面的话：“实践是长青的。对于温州解决问题的做法，要用实践来检验，实践提出的问题必须用实践来回答。”例如，温州前市长钱兴中面对批评就曾说过：“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否则，理论就成了‘教条’，就束缚了创造性。”
温州模式的核心是温州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说，温州有一个反教条的传统，那么，温州模式就不是一个束缚人的教条。
所谓模式，是人类个体或群体在回应各种挑战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而回应挑战的实践就是将各种资源组织起来，以实现其目标和获益的最大化。所谓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包括温州企业和温州政府)动员和组织各种资源回应压力和问题时所取得的经验。温州模式因此也是多面的，可以从企业角度来理解，可以从政府角度来理解。如果从温州人角度来看，温州模式，就是温州人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根据熊彼得的定义，企业家的职能不是发明某种东西，或者创造供企业利用的条件，而是有办法促使人们去完成这些事情，“企业家的功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者更一般地利用一种未经试验的技术可能性，来生产新商品或者用新办法生产老商品”。也就是说，企业家的功能是将各种现成的资源利用起来，生产出商品。
温州各种生产要素都是很匮乏的。其所面临的政策环境与全国其他地方是相同的。如果仅看这些条件，温州最不可能成为经济先发地区。但是，温州人却有本事将所有资源组织起来，来满足新出现的民众需求。本地没有要素，他们可以将别的地方的要素组织进来。甚至那些不利的政府政策，也被企业家组织成生产要素。上世纪80-90年代，几任市委书记，都抱着整顿温州的目的而来，上任之初也确实进行了整顿，但是不久就成了企业家的盟友和支持者。政府政策，被企业家组织进了自己的目标体系。
温州的企业家精神为温州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这种植根于民间深处的力量，推动着温州的商业网络向全国、向世界扩展。据说，有100万人从事国际贸易，100万人从事国内贸易，100万人在本地从事生产组织。在我国各城市中，只有温州人才建立起了覆盖全国、面向世界的跨国经营体系。在温州，我们看到了市场秩序的自由、自发和自主的扩展。
政府何为？
温州模式的捍卫者总是说，温州有一个“无为”政府。
这个看法遭到了曾经主政过温州的干部的批评。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曾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针对这一观点说：“这是贬低，不对的。我把乌纱帽挂在裤腰带上顶风做事，这是最大的有为。”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有为还是无为，而是在恰当的时候做恰当的事。历史证明，温州之所以率先进行了市场化探索，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政府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转型时期，政府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良好的政治环境为转型期的企业活动提供环境和保护，而且其本身就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管理的法律、法规大多是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温州民间的许多做法有悖于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经常会引起争论，经常面临着来自上级的限制和打压。温州市政府往往需要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保护和支持民间的创新。这降低了民间经济发展的风险和成本，推动了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例如，从改革开放的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1992年，温州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地方规范性文件：1978年颁布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的《关于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通知》，1989年颁布的《关于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1992年颁布的《关于鼓励个体和私营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决定》、《关于大力发展股份合作企业的规定》等。当企业信用威胁到温州产品的整体形象时，温州市政府采取措施维护和提高温州商品的声誉，最著名的就是1987年8月8日杭州武林广场烧鞋事件。
当人们说温州模式是内源型的时候，总是强调企业家、文化传统的作用，而忘记了温州政府也是这一内源的一部分，它不只是保护者，同时也是推动者。所谓的“无为”政府，只是一个虚构的神话而已。(中国经济时报)
温州今后发展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