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面临“政策风险”等

　　建立企业内部游戏规则并加以扩展的时候，往往因为种种的原因，很难使周围的多数人对他的那一套理念形成共识，人的思想毕竟是有分歧的。因为原有的合作秩序本身不具有扩展的功能，硬性操作就会出乱子。观念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形成认同，决定了企业的合作秩序能扩展到多大范围。这才是企业做大做小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管理中校正“二传手”扭曲

　　张华强

　　每个经理人都希望自己经营管理的企业能够令行禁止，完美地贯彻落实既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举措，就是希望在企业内部有很强的“二传手”。但是属下的执行常常导致既定的经营决策和管理举措产生扭曲。

　　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执行力，主要是以利益为导向的执行力。一项管理举措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发生了利益冲突，“二传手”们就会寻找自己认为可以争取到的自由度，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努力追求对自己、小团体更现实的特殊利益，或者争取其更大的份额。这种现实的利益一般含有一定的不正当性，有些虽然是正当的利益，但实现的方式不正当，也就使得其不正当了。这正是“二传手”执行力扭曲的内在驱动力。

　　执行力扭曲是一种十分令人头痛的现象，明知它是管理的中间环节所致，又不能断然取消所有的中间环节，还必须赋予属下必要的管理权，有时甚至还要站在“二传手”的角度给予理解。校正“二传手”扭曲，我们从反对不正当管理入手：第一，率先垂范，以自己的人格魅力祛邪扶正；第二，充分沟通，使属下在正确理解管理举措的基础上心往一处想；第三，注重落实，建立公正的执行评价制度；第四，及时反馈，保证管理举措本身不断完善和及时更新；第五、专项治理，严防执行力扭曲的“病毒”扩散。

　　警惕跨国并购的“合成谬误”

　　管清友

　　跨国并购对不同的利益主体影响不同。跨国并购的利益主体无非是四个：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国家)跨国并购对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可能都不是坏事。当然，这里只是“可能”。作为个人的企业员工，除了被裁减的人员之外，并购之后可能全比原来获取更多的收益：企业在被并购之后也“做大做强”了；地方政府也税收增加了，就业解决了，史重要的是地方的GDP增长上去了，政绩也就上去了。

　　但是，对于中央政府(国家)这个利益主体，跨国并购的影响可能与前面几个不大一样。如果外资控制了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庞大的GDP又有何用？这样的国家没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没有自己的制造能力，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母国，当然也就无法应对未来国家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就彻底失去了国家竞争优势。

　　这样说来，跨国并购多少有些“合成谬误”的意味。所谓合成谬误，简单地说，就是把局部推广到整体上去所造成的错误结论对个人、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都有利的事情，对中央政府和整个国家不一定有利，这很可能就是一个“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选择。

　　我们现在讨论的还只是跨国并购的问题。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再加上中国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后果可能不堪设想。这方面，拉美国家已经有前车之鉴。而这正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金融业应在开放与稳定的交集中谋求出路

　　曹红辉

　　我国加入WTO就意味着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将面临外资的严峻挑战。然而，开放全融业的战略目的在于改革我国落后的金融体系，增强我国金融业的竞争能力和稳定性。而外资全融机构进入的主要动因则是扩展市场份额，提高赢利水平。二者间既有交集又有冲突。

　　短期内，如果缺乏开放的战略性安排，全面开放全融业可能导致宏观经济波动和金融的不稳定，使得政府在维护全融稳定等方面不得不承担更多的风险。目前，一方面，要采取措施，敦促外资全融机构提供中国市场急需而中资金融机构暂时无法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期权、期货、远期交易等全融衍土产品、保理和金融产品定价服务等；另一方面，则应尽快对其建立起风险评估体系、外资进入的金融安全审查制度，以及持续、有效的监管机制等。因此，限制外资进入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保持国家对中资金融机构的绝对控股，保护中资银行的网点、客户、业务、人才、信息等方面资源，对外资进入的业务领域、资产规模等应制定明确的限制办法与管理方式，严格控制银行业零售市场、基金发行市场、年金市场等的开放，显然是应对外资强大压力的必要手段。同时，对国内资本应尽快明确银行市场准入和银行股权的开放进程与具体途径，增强国内资本市场与银行改革之间的协调性。对于外部冲击造成的失衡，则可通过区域全融合作，并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以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在动态改革中实现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