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动与重生的温州资本

　　资本总有着自己存在和运转的客观逻辑，在经过原始积累的艰辛和扩张延伸的阵痛过程之后，温州资本依然执着而理性地寻找新的流通渠道。当手握巨资的温州商人走南闯北“炒”遍了房产、能源、艺术品等投资领域之后，京城改制中的国企成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因此，当首都北京的国有企业第一次向温州资本抛出绣球的消息被媒体快速释放出来后，许多人相信“中国犹太人”可能会创造又一段历史。

　　上篇：第一桶金

　　“这是一个全民投资的地方。”在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察团面前，温州的大小官员总是这样骄傲地介绍着自己脚下的那块土地。资料显示，在温州755万人口中，有16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有40多万人在海外创业。在中国版图之中很难找到如此同样的商业人口结构。

　　在今日商贾繁荣格局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又一个温州资本原始积累的故事。

　　温州的“第一桶金”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走遍全国的“供销大军”，这些从外面背回的塑料加工、印刷等一袋袋订单带动了温州地区制造业的最初起步。那时，在全国各地当时大学校园的毕业班中，几乎每个班级都收到了来自温州苍南、平阳等地加工定制“毕业纪念册”之类的邮政订单。而几乎每个班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订购资金汇到当时并不熟悉的温州厂家。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温州人做生意，大多是前店后厂，规模不大，生产的也都是小东西。而温州资本发迹的最初经济单元就是家庭作坊。

　　扫描温州资本的产业脉动轨迹不难发现，制造业构成了其胚胎发育和成长的最肥沃和最典型的巢臼。制造业培育了温州资本，而温州资本的长大强化了温州制造的力量，从而造就了温州的国际轻工城位置。中国十大鞋王之一的温州东艺鞋业公司董事长陈国荣当初利用自己的手艺做私活，在自己家里狭小的“灶房工厂”里，用手制作出一双又一双的皮鞋。大虎打火机创始人周大虎在家里组装打火机的创业史，已经作为下岗人员再就业的榜样而广为流传。而这些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在狭窄的走道和厨房之中演绎出的资本扩张的故事，就成为了日后温州资本家族企业的新阶段。

　　在延续过程中，温州资本似乎在验证着这样一条规律：在原始积累初期，资本家将自己最突出的优势当成划开市场的利刃，成功地进入市场；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完整的企业；在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温州资本也迈开了集中和积聚的脚步，并开始向全国和全球渗透和覆盖。于是，人们看到，在温州产值中占了2/3的轻工产品背后是一个又一个的巨人企业——

　　服装：报喜鸟、庄吉、美特斯.邦威。其中报喜鸟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人民币，庄吉和美特斯>邦威年销售收入均达9亿元。

　　制鞋：“康奈”、“红蜻蜓”二者均获了中国鞋业最高荣誉——中国名牌的称号；同时，“红蜻蜓”商标也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电器：正泰、德力西、天正、长城集团。其中正泰年产值121亿元，销售收入119亿元，德力西主营业收入80多亿元，出口创汇2600万美元。

　　乳业：均瑶集团。现已形成以航空服务业为基础，乳品业为核心，兼营酒店、旅游和房地产业的多元化集团公司。

　　打火机：大虎、日丰、胜利等。年产打火机5亿多只，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国内市场的95%。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并不像其他地区民营资本在几年内的迅速崛起那样，温州资本的如此庞大布局却经过了较长时期的积累与沉淀过程。无论是德力西、正泰，还是康奈、均瑶，延续在他们身后的是一条十分平稳的发展路线，企业的创业与成长历史至少都有10年以上。所以，尽管温州企业没有创造过令全国瞩目的“一战成名”的经营“奇迹”，但却很少经受大起大落的磨难。

　　漫长的资本积累与成长过程同时洋溢着温州平民创业的精神。浏览所有温州上榜的企业家，我们发现在他们身后并没有权势的背景，也没有一夜暴富的传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原本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厨师、小贩，甚至是一些失业者，他们的成功绝不是交了好运，而是不断与命运抗争的结果。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由补鞋起家，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从做小买卖起步，奥康集团有限公司老板王振滔自经营“木匠活”开始，庄吉集团的董事长陈敏从做裁缝迈步。为了舀到“第一桶金”，他们睡过地铺，挤过火车，吃过方便面。而到财富积累了一定程度，甚至一辈子也不愁吃穿时，他们仍然没有“小富即安”，而是勤奋依旧。

　　一双筷子易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也许令温州资本驾御者们津津乐道的不是自己身上的那份执着与奋争，让他们十分庆幸与骄傲的应该是资本滚动的特有环境。在温州，许多企业的创业资本都是在民间筹集的，对于一个想做一些事而又敢于冒些风险的人来说，只要有诚信、值得投入，在温州肯定是能找到钱的，而在其他地方，这可能是一种奢望。这大概是温州特色的“风险资本”吧。正是温州地区民间资本独特的成长土壤和基因的强大，才孕育出了如今一个又一个实力强大的资本集团。

　　据当地农业银行的统计，截至2005年底，温州市居民储蓄总量为1000多亿元，企业存款也有1000多亿元，民间借贷则为400多亿元。“只要辅以相关政策及科学规划，这部分资金将成为经济建设中不可低估的力量。”有关专家表示。

　　中篇：“炒”遍全国

　　著名经济学家、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在分析温州经济时作过这样的描述：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确，在温州民营企业创造了温州70%GDP的同时，近3000亿的金融资本也流向了百姓的口袋。而就在这个庞大而抽象的数字背后，躁动着的是温州资本的不安与激情。

　　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走过来或者说如今囊中饱满的温州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自己眼前的一个事实：温州是中国土地最稀缺的城市之一，人均耕地不足0.3亩，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3，并且目前温州可供工业用地不足需求量的20%。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是服装还是制鞋，不管是电器还是打火机，温州资本进入的都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地带，企业规模越大，对土地的需求就越大，而且这类产业的土地边际产出率也会随之降低，从而资本扩张的边际成本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如此，由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和产业升级的困惑，传统制造业如今进入微利时代，温州资本在寻求第二次创业中遭遇到了资源禀赋的强烈约束，触碰到了传统行业利润的天花板。

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浸淫多年的温州人并没有失去对资本力量的信任，如同经济学所阐释的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就会变成储藏货币并不能自动升值的原理为大众所熟知那样，温州人也十分谙熟资本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实现增值的经济学逻辑。循着往日十分熟悉的粗放型、资源丰富且又不需太多技术含量的淘金路线，温州资本首先快速降落和聚集到了家门前的房产购置与买卖上。2000年，当全国房市价格在十分平稳的通道中运行时，温州的房产价格却一路上窜，以致温州的“王府井”——五马街这个小小商业街上的每平米房价当时被炒到1.5万元的破天荒记录。食利和逐利的资本永远不会停止自己的脚步，在当地房市利润空间日渐萎缩之后，温州资本的血脉开始向杭州、上海以及全国的省会、中心城市和二级城市密集地延伸。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在过去的短短四年时间内，有近10万温州人手持1000亿元的炒楼资金在全国各地房地产市场上纵横捭阖。而且许多从事皮革、不锈钢、鞋、服装等产品生产的中小企业老板也都加入到了庞大的炒房军团之中，他们可以一次调动的资本就达1000万元以上，动辄可向七八套或十来套房子下注真金白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