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因负债成为最先倒闭的大学

　　“今天的大学，会像过去有些负债累累的国企一样倒下。”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外国语大学校长户思社在两会上发出的警策之语，决非危言耸听。

　　中国社科院《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有人估计，高校债务可能高达4000亿元。有的高校不得不用新贷偿还旧贷维持运行，个别的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如得不到很好解决，将可能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要规避高校破产风险，笔者以为，必须创新和健全高等教育投融资机制。(2007-3-9中青报)

　　我国高等教育作为公益性机构长期由国家财政供给，以保障高校的正常运转。随着1999年起大幅度扩招，国家投入杯水车薪，教育经费严重短缺，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无处放贷，向银行贷款就成了以解燃眉之急的必然选择。据介绍，扩招后全国高校共投入5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问题在于，目前部分高校贷款规模已大大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甚至无力偿还贷款。为还贷，不得不压缩学生经费、办公经费，许多学校学生开不了实验课，没钱实习，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如南昌大学负债高达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凭借高校自身的力量，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户思社甚至分析认为，师资力量薄弱的边远地区学校会因债台高筑，成为最早一批倒闭的大学。

　　高校之所以陷入了“扩招—贷款—再扩招”的恶性循环，甚至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症结不仅仅是国家财力投入严重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出现偏差。突出的表现即是，投资渠道过于单一。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将高校定位为公益机构，而且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由国家包揽财务支出，高校按国家计划培养人才的供给产出格局。为保证高教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其投融资一向对社会紧锁了大门，害怕社会融资尤其是个人染指，会影响教育的方向路径。

　　以至于直到教育部2001年7月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虽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但仍然未能对非独立法人的大学基金会、鼓励社会捐赠以及用优惠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建立新型的股份制高校等投资机制创新有所涉及。

　　事实上，社会捐赠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一些名校接受的捐赠与捐赠基金会投资收入，已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0%~40%。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基金会。资金来源除了向校友募捐和某些富豪的慷慨捐赠外，主要依靠在各个领域的投资收益来滚动积累。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优良运作，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另外，这些基金虽不以盈利为最大的目标，仍要满足校友和其他捐赠者一定目标的回报(2007-2-20南风窗)。同时，高校独立自主的运作模式，也有效避免了投资者对教育事业的可能干预。

　　如何化解我国现阶段高校贷款引发的高风险，不能不说急待建立新的融资渠道，创新投融资体制，尤其需要借鉴国外办学的成功经验，制定相应的税收等优惠政策，支持、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向高等学校捐赠，汇集。同时，应大力发展高校教育基金，通过健全法律保证其规范运作，以不断增加高校的融资和造血功能。在这方面，我国似乎才刚刚起步。2006年度，国家证监会已批准耶鲁大学基金会、斯坦福大学基金会的QFII资格，这意味着此后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外大学基金到中国“寻租”。而新东方亦于同年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融资1.125亿美元。

　　但在国家和地方民政部门登记的基金会里，高校基金会不过30家。一则门槛太高，二则投资收益率差强人意。这些都只能说明，我国高校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和健全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