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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我用两个事例,较多的文字说明我对廉政的看法。
美国纽约市市长布隆博格,在任3年带来前所未有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政绩可嘉。但这位市长自愿放弃优厚的薪水,只象征性地拿1美元的年薪。上下班坐拥挤的地铁,经常因没有座位,站半个小时回家。开始时,人们以为他是在作秀,但3年下来,才知他是要改变市政作风。
对此,我其实有很多疑惑。即使真有此事,也是凤毛麟角,我难以理解产生这样的官员的制度环境是怎样的,又是什么在支配他的行为呢?
最近,我的老同学,《环球时报》驻瑞典特派记者雷达写来一封信,详细介绍了瑞典的反腐情况。很早以前,瑞典曾是腐败事件多发的国家,后来瑞典人发现,只靠体制内的自我监督来反腐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决定把所有官员都放到新闻媒体和老百姓公开监督之下,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公众有权查阅官员的情况,包括首相、王室成员在内,从政务到家庭资产、纳税情况,连请客吃饭的菜单,都向公众公开。甚至买房卖房时,都要刊登广告,公开所在地点、交易时间、买卖双方姓名、价格、面积、修建情况等,一项都不能少。前些日子有两位部长级官员分别因雇保姆未按规定缴纳雇主税、未公开住宅所有权而被曝光,最后引咎辞职。另外,瑞典官员无论级别大小,国家都不提供后勤人员,除公务时可坐公车之外,下班后他们就坐私车或公交车,一切家务自理。
在瑞典,官员都是透明的“水晶人”,都是普通的劳动者。瑞典人可以原谅官员的无能或犯普通人的错误,但绝不容忍官员以权谋私,哪怕只拿1个克郎(1克郎相当于1元人民币)的好处。瑞典官员的收入很少,当官可谓苦差使,但为何还有人愿意接受如此严格的监督呢?我想答案只能是,只有乐意为公众服务而不谋私利、不求特权的人,才会甘愿清贫而去当官。
老同学的来信也解开了我原先的疑问,看来制度环境、公众舆论监督才是反腐倡廉的根本保证。
党风廉政问题关乎执政党生死存亡、国家长治久安、百姓安居乐业,不能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表面文章,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几个洁身自好的清官,或靠惩治贪赃枉法的严刑峻法。党风廉政,对执政党来说,最根本的还是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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