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是一个矛盾的中国。“我们就要走向天堂了，我们就要奔向地狱了”，狄更斯的这句话可以恰如其分地应用于中国。一方面，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为全球之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两位数增长，百姓的人均收入也已经越过了1000美元大关，但另一方面，百姓的幸福并没有和GDP的增长速度同步上升。
对于许多百姓来说，失望、迷茫、痛苦取代曾经拥有的希望、振奋和内心的平安。
公共产品的短缺可以说是当前大众不幸福的根源。笔者曾看到2005年10月10日的一条消息，中国卫生组织公布说，中国有2400万人有精神抑郁症，原因就是买不起房子。显然，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这些问题都已成为中国显性的公共问题，并构成百姓痛苦的关键。
许多国家的经验都表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而且在转型中，尤为短缺的是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以无形服务为形式的公共产品。
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越需要发挥好政府的公共职能。如果政府失责，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将导致全社会福利的严重缺失。以此反思中国的情况，我们发现政府对于经济增长过度强调，而对于公共物品的供应以及社会公平的维护严重不足。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仍以住房为例，1998年国务院出台23号文件，大力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其目的则是为了拉动经济增长。可以说所谓的住房市场化改革一开始就是政府机会主义的产物，更多考虑的是经济增长，而不是政府真正应该关心的老百姓的安居问题。增长导向是政策制订的要旨，而民生以及政府在其中要扮演的重要角色则被忽视了。
不仅如此，“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还被很多地方政府推到极至、并演变成畸形的增长模式。因为房地产投资是当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房地产价格上涨可以使政府得到更多的土地出让金，搞更多的形象工程，“制造”政绩平步青云，因此地方政府有极强的“繁荣房地产市场”的积极性，权力与资本的结盟最终使得房地产脱离“居住”供应的性质，演化成了各利益集团寻租的“工具”，演化成一场瓜分公共土地资产的“圈地运动”。本来，住房市场化的目的是要更好地解决大众的住房问题，但一旦这一改革演化成了瓜分公共土地资产的工具，它就成为了一架巨大的不断制造贫富差距，不断制造开发商赌徒心理与平常百姓绝望心理的可怕机器。
住房市场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在纯粹价格竞争的条件下几乎没有可能得到满足。在实行货币化分配过程中，政府对低收入者并没有给予必要的福利性照顾，相反却是迫不及待地将福利分房者赶到市场上去。虽然在此过程中，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实物配租、租赁住房补贴、经济适用房等公共住房保障方面的政策，但总体而言，由于政府并没有从“经济增长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我国在推进住房制度改革的同时，严重地忽视了公共住房保障制度的建设。数目众多的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属于公共产品的范围，而目前我国对此重视不够，采取的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保障性政策效率很低，而且无法覆盖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群。
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几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瑞典、新加坡等不同类型的国家，都按照住房“供应—分配(公平)”的二元目标，或按“市场—救济型”，或按“市场—福利型”的政策导向来保障“居者有其房”，不少国家甚至把公民享有住房的权利写入了宪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如此忽视百姓的居住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州长等地方领导会将房价的上升作为政绩与敛财的手段却置老百姓利益于不顾的。
这是因为，百姓的福利才是一切，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长远看没有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就不可能实现社会公正，反之没有社会公正，经济效率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作为民生重要内容的安居是关系到任何一个国家社会和谐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问题。
现在，各地都在倡导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出台了种种举措。但从结果来看，基本上只停留在办事效率方面的改进。既然城市中70%的居民没有能力购买新商品房并因此而陷入绝望与痛苦之中，那么作为民众利益代表及公仆的各级政府不妨从解决百姓的住房问题开始，真正地落实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赵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