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的反对声音
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召开相关的专家会议，讨论制定艾滋病防治的专门法律。中国社科院教授李楯在会议上提出，应该将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法律法规取消。“感染者入境并不见得会传染给别人，这是一个过时的手段，而且在价值理念上包含了歧视。”让他遗憾的是，他的意见当时并未被采纳。
位于北京的艾滋病感染者团体“爱之方舟”的负责人孟林说，1990年，在感染艾滋病后，他开始注意到国内这些带有歧视性的法律。对这种歧视的感同身受，也让他认为，我国需要修改这些法律。
而随着一些国际防艾机构进入中国，矛盾更加凸显———由于一些国际防艾组织成员本身就是艾滋病感染者，限制他们入境的法律，甚至开始成为阻碍防艾工作的羁绊。
今年11月12日—13日，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在昆明召开理事会。会前，该基金三名理事再次对中国禁止艾滋病感染者入境表示异议。此前，全球基金已向中国捐助4.2亿美元。
一种说法是，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卫生部对外合作司的工作人员，他们直面的部分国外同行，必须得到特别豁免，才能进入中国。
戴志澄说，上世纪90年代末，一些人大代表开始建议修改法律。他自己也开始认为，那些曾经试图保护国人免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法律，已经需要改变。
已经消失的保护
反对这些法律的另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些法律已经无法保护国人。
国家统计局统计，2006年中国全年入境旅游人数达1.24亿人次。对入境者全部进行检测，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据报道，2006年1月至10月31日，首都机场口岸对7320名入境旅客进行了艾滋病抗体快速检测。而在2006年，通过国际航班于首都机场入境人数高达579万余人次。
北京市检验检疫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表示，面对庞大的入境人员，他们只能采用抽检的方式。具体办法是对一些重点航班进行检测，“根据机组提供的材料，对一些来自艾滋病蔓延特别猖獗国家的外国旅客会重点监测。”
而按照我国法律，入境外国人需要在入境检疫卡中填写身体状况。一个入境的外国人如果没有如实填写检疫卡、且未被检测，他将不会受到任何阻拦。
另一个事实是，国内艾滋病感染者的数量逐年上升。很多在不知情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患者，直到死亡也没有见过外国人。
2006年，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在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护条例》的会议上说，当年“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其目的主要是将艾滋病‘御于国门之外’。但事实证明，此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禁令松动之后
在卫生部宣布着手修改禁止艾滋病患者进入的法律前，一些相关的法律，已经完成。
2004年传染病防治法作出修改，确定了“不得歧视传染病患者”的原则。2006年通过的《艾滋病防护条例》更是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
“这两条法律公布后，之前禁止入境的规定，都可以被视为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戴志澄说。
卫生部宣布将修改艾滋病感染者禁入法律后，有人担心，敞开大门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感染几率上升。
民间防艾人士万延海认为，禁入法律的取消是件好事。“它使我们明白，预防艾滋病要从自身做起，要有安全的性行为，保证注射器的安全，在医院看病时要明确自己的权利。”
而对于艾滋病感染者孟林来说，这些好处甚至可以不被考虑。他说：“这属于基本的人权，艾滋病感染者有迁徙、旅游的权利。”
中国艾滋病大事件
1985年，中国宣布第一例因艾滋病死亡的病例。
1990年，卫生部宣布成立国家艾滋病委员会。
1999年，卫生部宣布了关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权利的新规定。它规定了艾滋病病人的隐私权；医疗机关不得拒绝为艾滋病病人进行治疗；艾滋病病人应当享有工作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权利；应当允许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结婚，但已发展成为艾滋病的病人不得结婚。
2006年3月1日，我国开始施行《艾滋病防治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