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怀柔区汤河口镇后安岭村开始的新一届村民代表选举中，出现了十余户村民欲集体离婚分户增加选票的现象。”据悉，离婚的村民将近20户，约占全村总户数的1／4，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代表选举要以村内相邻若干户为单位推选，每组获得半数户代表通过的人才能当选。(12月17日《新京报》)

　　离婚维权，本是个舶来品，早先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是国外男女为了避税而采取此策，孰料进入新世纪后，国人的接轨意识并不逊于一些国企，在拆迁领域，在纳税领域，类似的离婚以维权的事件并不罕见，而今天居然出现了离婚以投票的事件。笔者认为这一系列离婚维权的事件发生，说明了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建设的深入，“人”意识已经觉醒，个人已经不满足于躲在集体的背后，成为被忽视的主体了，而民众不得不离婚以维权的事实，也告诉我们在制度设计中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非预期效果。

　　我们在法律上主张人人平等，但是在制度设计上有时却忽视了人独立的主体地位，使得人依赖于集体或者家庭，这在农村领域特别明显。在农村重重叠叠的集体之下，个人的主体性曾经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制度设计者仿佛不将个人依附于一定的集体不足以放心：于是乡镇背后还是村，村的后面还有组，到这一步还不行，组的基本组成单位不是个人仍然是家庭，制度设计不可谓不精巧，但是个人却不再是制度的主体而成了制度规范的对象了。

　　人们常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是社会学上对于家庭作用与地位的准确描述，但是在法治意义上讲，个人却是法治的细胞，在法律的视野里，其基本的组成单位却应该是人。如果我们将两者错位，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非预期的效果，如果将家庭作为法治的细胞，那么必然会导致个人为了维权而破坏家庭稳定的事，如离婚以维权；而如果将个人作为社会的细胞，也会导致社会建设中，对于家庭作用的忽视，比如与父母划清界线等等。

　　法治与民主意识的加强，人们认识到将人强制于一定的集体，甚至强制于家庭的不合理性，虽然大家都需要集体化的生存，但是在涉及基本权利的领域，他们大胆地以个人的名义来主张权利了。我们必须学会与这样的“个人意识”觉醒共存，我们在肯定他们主体性的行动时，也要告诉他们，那就是自由与责任共存：对待家庭对待我们赖以生存的秩序，我们有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