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也许将重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这是林毅夫的想法。而一则关于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任命的消息，使“中国学者”林毅夫再次成为世界的话题。

　　据报道，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计划任命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这项任命还需要世银理事会认可。

　　在三个月前，林毅夫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上发表了演讲，成为“登上这个国际经济学界顶级讲坛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也成了开创于1946年的马歇尔讲座的第61位演讲者。

　　不久前，林毅夫接受了第一财经频道《会见财经界》节目和《第一财经日报》的联合专访。

　　重构经济理论：中国的实践

　　《第一财经日报》：不久前，你受邀在英国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进行演讲。从1946年开始举办该讲座以后，每年仅在全球邀请一位嘉宾。据说有14位演讲者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你看来，为什么会被选中成为中国第一位走上这个讲台的学者？

　　林毅夫：这些年我就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这是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因为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也知道，直到前几年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还都持有怀疑的态度。

　　许多人认为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的改革方式，但是我们经济发展得比其他转轨国家好，而且这么持久。所以，大家都希望知道背后的原因。作为一个中国经济学家，又在国内工作、研究中国问题，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我觉得，我受到邀请最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经济。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一篇文章里认为，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改写或者是重构以前宏观经济理论。那么，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理论上面，在哪些方面可能实现突破？

　　林毅夫：我认为，不管是新古典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它们都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提出的理论。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假定所有的企业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这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

　　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的方向是不确定的，对此，企业并不了解，而政府也不会比企业了解更多。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发展是有迹可寻的，很容易形成共识。

　　当共识形成之后，可能大家都往这个方向投资，因而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产业的发展，政府跟企业可能会有同样的信息，但是对整个社会的投资，政府的信息比个别的企业信息更全面。

　　我认为，在产业升级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扮演更积极的角色。这就改变了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从而整个理论的很多方面都要重新研究。

　　《第一财经日报》：在你看来，什么形态的政府能够继续引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前进？是大的政府、强的政府，抑或小的政府，一个有效的或者叫“有限的”政府？

　　林毅夫：我想这不是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合适的政府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产业上是落后的，并且整个制度安排也相对落后。制度安排本身是一个公共产品。并不是说“小政府”的政府不管就可以了。发达国家也许可以做到这样，因为它们制度比较完善，而且发展的速度相对较慢。但发展中国家是快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一定不行，因为会出现各种利益矛盾的冲突。但政府也不能做得太多。政府得把握“度”的问题。并且这个“度”也在随着发展阶段而不断改变。

　　5%的通胀水平可控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2008年的经济问题，你认为最需要突破和解决的是哪些方面？

　　林毅夫：对于当前的经济问题，我有两种看法，一个是扬汤止沸，一个就是釜底抽薪。扬汤止沸只是一个短期的措施，当问题和矛盾集中到一定的程度以后，一定拿出有效的短期措施，把这个问题缓解，但是缓解只是表面的，最重要的还是要釜底抽薪，把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本消除掉。

　　我认为，2008年的通货膨胀问题还必须关注。从2003年以后，我们习惯于经济高增长、低通胀。并把它当作很重要的成就。当然，这个成就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此时，高增长仍然必需，投资增长维持在较高的速度，对产业升级和现代化是必需的。不过，此时物价水平会比过去相对高一些。但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有能力把它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可能维持在5%上下比较正常。

　　《第一财经日报》：随着资产价格的升高，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个别经济学家现在鼓吹“勤劳致富”不对，不可能通过勤劳致富，现在应该抓住投资机会。你对此现象有何评价？应该提醒2008年股市中的投资者注意什么？

　　林毅夫：股票市场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股票也许能创造财富，是由于其融通了资金，投资如果有效率，随着投资的增长，财富才能够创造出来。并不是股票市场中买与卖之间就能使得社会创造财富。

　　对大多数人而言，在股票市场上，通常的情形是赚的人少、损失的人多。我并不是说，没有人真的能在股票市场赚到钱。这是任何股票市场的通例。对多数人来讲，还是要依靠勤劳致富，依靠自己的努力和劳动，加上自己的财富，随着市场的发展来创造价值。

　　《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认为你主要研究一些重大的宏观问题。其实你也很关注一些微观现象，诸如中小企业等问题。现在我们的金融市场比以前进步了很多，但仍然有很多中小企业“嗷嗷待哺”。你觉得这样的问题根源在哪里？

　　林毅夫：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是我国的一个关键问题。要维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和共同富裕，就业是关键。要增加就业，最重要的就是要发展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中小企业，它是我们创造就业的主力军。

　　现在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限制条件就是缺乏金融支持。其原因在于，我们金融体系是以大银行为主，还有股票市场，能够跟大银行借钱的，或是在股票市场融资的，都是大的企业。

　　2008年，我们的关注点就是怎样增加中小企业的融资和金融服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发展适合中小企业的地区性中小金融，包括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乡村银行、农村小额信贷等。

　　让利率处于正水平

　　《第一财经日报》：这两年资产价格上涨也非常明显。一方面股市上涨让很多人都很开心，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却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你认为是应该从流动性过剩的角度，还是应该从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的角度来理解资产价格的上涨？

　　林毅夫：资产价格上涨的第一推动力是热钱。2003年以后，大家都在赌人民币要升值，而且赌人民币可能会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升值幅度。这如同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家都在赌日元要升值。其结果就是，很多热钱流进来。它们从外汇变成当地货币之后，不会只放在银行里获取利息，它们需要寻找出路。

　　因而，它们就会被投到房地产和股市中去，从而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价格炒高。这些热钱会在当地货币升值之后，再流出去，这样它就赚了钱，并且两边都赚钱。

　　现在，我们的储蓄利率相对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要低很多。所以，当资产价格上涨之后，国内的资金也会跟进去。不过，我认为，现在把资产价格推高的更多是国内的资金。热钱起到了先导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抑制资产价格过快增长的治本之道是什么？

　　林毅夫：吸取日本、德国教训之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采取比较灵活的利率政策。

　　通常的货币政策都只盯住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率如果不高，那么就不应该升值，利率就不应该提高。德国就反对这个观点，顶着国际上的压力。当时它要升值，很多人认为其不应该升值，如果升值，将吸引更多的热钱流进来。但德国认为，问题在于资产价格涨得太高，国内的钱会不断涌入资产投资。所以，德国政府通过提高利率来增加在资产上面的投资成本，结果德国避免了泡沫的过度。

　　对我们的政府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灵活利用利率政策。尤其是在现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情形下，我认为一定要让利率处于正的水平。如果说通货膨胀仍然较高，以及资产价格也涨得较高之时，我们利率上调的幅度还要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