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江苏省人大和安徽省人大分别举行会议，选出新一任省长。

　　至此，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五年一度的政府换届工作全面结束。共有200余人当选为省长、副省长，主席、副主席，市长、副市长。

　　《法制晚报》搜集了29个(截至本报发稿时，尚有江苏、安徽两省选举结果未公布)省、自治区、直辖市新当选的200多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的简历，这些简历来源于新华社、各级党报。

　　通过对官员简历的分析，勾勒新一届地方政府领导人轮廓，即可发现，中国新任地方行政首长，实际有“规”可循。

　　“60后”跨入决策层

　　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

　　最年轻副省长当选时不满40岁

　　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谢茹，1968年生，浙江人。

　　1月28日上午，在江西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大会上，谢茹当选为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不满40岁的谢茹，成为内地最年轻的副省长。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中，和他一样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人逐渐增多，外界称之为中国政坛的“60后”。

　　就在一年以前，生于1960年的湖南省省长周强，还被外界视为内地最年轻的正职省长，不过，在2008年1月，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陆续换届之后，他所保持的纪录也被努尔·白克力刷新。

　　1月22日上午，出生于1961年的努尔·白克力，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新一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

　　生于“60后”所占比例达两成

　　在内地200多名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所占比例为20%。

　　除周强、努尔·白克力、谢茹之外，“60后”官员还有北京市副市长陆昊、上海市副市长唐登杰、上海市副市长艾宝俊、西藏自治区副主席郝鹏等等。

　　“‘60后’亮相政坛，成为我国干部年轻化进程中的一大亮点。”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法晚记者，“现在出现了39岁、40多岁的省级行政首长，这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另外，在200多名正副职省长、市长、主席中，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所占比例为39%。

　　蔡霞教授认为，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干部，长期和青年人打交道，他们思想更活跃，处在这个时代的最前沿。大量起用共青团干部，十分有利于当前的改革开放进程。

　　干部“年轻化”发端于改革开放

　　中央党校副教授王金柱告诉记者，我国的干部年轻化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

　　在新当选的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绝大多数是1950年后出生的。

　　在中央党校教授蔡霞看来，在地方政府，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领导者已成为“中坚力量”。“干部年轻化，正成为我国地方领导人选举中的主流趋势。”

　　蔡霞分析认为，这批年轻官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近20年我们党着力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在教学中，蔡霞教授与这批官员也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体感觉是，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中央党校副教授王金柱告诉记者，我国的干部年轻化发端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其直接的动因是要解决十年动乱之后干部年龄偏大、青黄不接、与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问题。

　　30年平稳过渡经历四个历史阶段

　　然而，官员年轻化所经历的道路并不顺利。

　　据王金柱副教授介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就注意到干部年轻化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各级领导层总体上处于年富力强的年龄段，干部交接班的紧迫性尚不突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干部年轻化问题没有完全引起重视。

　　“在粉碎‘四人帮’后，长期以来形成的干部队伍年龄老化、文化水平偏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愈来愈突出，如何选好接班人、实现新老干部交替的问题显得日益重要起来。”王金柱说。

　　据人民日报社下属的《人民论坛》杂志报道，在年龄结构上，统计显示，1982年机构改革前，国务院各部委领导班子平均年龄约为63岁，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平均年龄为62岁。省部级领导干部中50岁以下者仅占总数的15%，相当一批干部连8小时工作都难于坚持，干部无法承担繁重的任务。

　　据王金柱副教授介绍，1979年7月，邓小平突出强调要有意识地选拔懂行的和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30年中，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干部年轻化工作，全国各地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大力培养选拔年轻干部，使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康成长，顺利实现了干部的新老合作与交替。

　　在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晓燕看来，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干部年轻化问题，已经从最初采取在中央和省两级设立顾问委员会制度的过渡性办法解决高级领导干部“下”的问题，以及建立培养后备干部制度解决“上”的后备人选问题，到后来适当选拔少量年轻领导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从政历练，发展到目前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大规模的整体推进阶段。

　　“四、五、六”梯队形成

　　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也有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还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

　　法晚统计显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领导班子配备上，基本呈现“四、五、六”三级梯次格局——

　　在这些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中，既有上世纪40年代出生的，一般在60岁左右，也有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般为50多岁，还有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般为40多岁。

　　“‘老、中、青’搭配的格局已经形成。”蔡霞教授分析认为，这种“梯队式”的年龄配置，十分有利于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

　　“生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干部，具备丰富的行政经验和资源，通过在实际工作中的磨合和传承，这些宝贵财富，可以为‘50后’、‘60后’继承，并在将来，向更年轻的干部传承。”蔡霞说。

　　“东学西渐”现象明显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大量官员拥有不同省份的工作经历，一些出生于较发达地区或者具备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的官员被调往中西部省份

　　1月29日，武汉。

　　这天下午，在湖北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51岁的李鸿忠当选为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

　　2007年12月7日，国务院批准武汉都市圈为“两型社会”试验区(即“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一天前，李鸿忠被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湖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职务。

　　在就任湖北省省长之前，李鸿忠曾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深圳市委书记，主政“经济特区”已有4个年头，在广东有近20年的工作经历，具有丰富的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

　　1月15日，在香港“第三届中博会新闻发布会暨招商邀商会”上，湖北省副省长李春明指出，前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担任湖北省代省长后，将利用在沿海地区的经验和人脉，推动湖北的发展和开放程度。

　　分析200多位正副省长、主席、市长的履历，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大量官员拥有不同省份的工作经历，一些出生于较发达地区或者具备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的官员被调往中西部省份。

　　“譬如，秦光荣，曾在中部省份湖南省担任要职，如今，当选西部省份云南省省长。蒋巨峰，曾在东部发达省份浙江省任职，如今当选四川省省长。徐守盛，曾在东部发达省份江苏省任职，如今当选甘肃省省长。”蔡霞说。

　　“在我国改革开放逐步深化过程中，发达地区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欠发达地区也有可能遇到，选拔具备沿海发达省份工作经验的官员去中西部任职，不仅有利于把创新思维带到该地区，推动该地区改革开展、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解决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蔡霞教授告诉记者。

　　多数高官历经人生磨炼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简历显示，绝大多数官员在青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中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

　　17岁时，罗保铭(现海南省省长)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先后担任班长、排长、副指导员。

　　19岁时，李鸿忠(现湖北省省长)在辽宁省沈阳郊区插队。后曾任大队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团总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23岁时，从四川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王鸿举(现重庆市市长)在重庆彭水重晶石矿工作，后任股长。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简历显示，绝大多数官员在青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中年时代经历了改革开放。

　　他们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云变幻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的艰难探索。其中有的插过队、做过知青，经历过苦难，甚至有的经历过“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在基层工作、锤炼。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特殊时代造就特殊的官员品质，在这些正副职省长、主席、市长身上，多具备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务实亲民等特点。

　　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袁纯清在任西安市委书记时，曾经雨天不打招呼，“微服私访”，视察西安的街头巷尾。

　　胡星斗教授发现，很多人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如湖南省省长周强、宁夏回族自治区代主席王正伟、湖北省省长李鸿忠、山东省省长姜大明、陕西省省长袁纯清、四川省省长蒋巨峰、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马飚等。

　　“那时‘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成为时代最强音。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高官恐怕不会忘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铁肩担道义’的精神使命。”胡星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