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市三天的新春劳动力市场中：包吃住成为很多民工在杭州找工作的重要条件，民工也讲究发展空间，情感需求成为民工们普遍诉求。因此，尽管市场提供的工作岗位有18600多个，涉及120个工种，招工单位有869家，可是民工人流量每天却只有1500多人。而包吃包住和休假、新技术成了招工者、“人力资源”最具吸引力的“招牌”。(综合2月17日《钱江晚报》、浙江在线新闻)

　　新春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出现的种种现象，诚如有关记者观察，是“新劳动法开始实施下的新难题”。但是，这显然不仅是新劳动法实施的必然。这场生活成本与劳动力成本的博弈中，也难以归结为“市场供求关系使民工兄弟们成了赢家”。民工思“包”所透示的民生诉求应该是不简单的。

　　民工思“包”，民生预期

　　包吃住，这是物价波动下民工生活成本上升之后，对劳动力成本的部分物化转换的要求。但是，为什么用工方即使已经考虑到这些因素(基本生活成本以及养老保险等“五金”)，然后折算成“增加工资”，但还是不能被民工认同接受，非得直接给予现成的“吃住”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工资”难以“确保”预期收益。所以“包”还是为了“保”基本的预期。这也就是不少民工放弃报酬相对“可以”但没有技术含量的工种，宁愿选择工资低点但“发展空间大”工作的理由。

　　民工思“包”的现象，反映的是民生不但要求保住“今天”的底线——包括尽可能将现实的各种不确定利益予以某种可把握的兑现；而且也试图努力“包”下“明天”的基本。可以说任何人的利益诉求与追求，都包含两大部分，一是直接的现实利益，二是未来的预期利益。直接与预期相比，人们往往可以为了预期利益而毫不犹豫的牺牲直接利益。急功近利行为总是非理性的。有个好的预期，当下苦点累些那真算不了什么。所谓的有没有“奔头”是重要的。

　　同时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普遍有了相当的提升，这就意味着民生的“底线”在上升，人们的预期也随之走高。穷则思变，当我们“一无所有”“山穷水尽”时，说改就改说闯就闯，本无多少代价可言，便义无反顾。如今当我们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敢闯敢干”自然而然的会“慎重”有加。有人将此解读为“改革疲劳症”，是有失客观的。其实“慎重”是对预期估价的必然，也是“科学发展”的本质要求。所以，现在的民工再也不满足于过去“像候鸟一样只为了觅食而迁徙”。即便是个“保姆”，也有自己的“条件”。这个条件很大程度上是“预期权利的诉求追求”。切莫老观念的以为民工，或者说农民是最“现实”的，所以才有“包”的要求。作为经济人，谁都是现实的人，这个“现实”就必定含有“预期性”。

　　因此，重视民生，关爱民生，多予“钱物”是一方面，需要我们多作“确保”的工作——基本生活、养老、医疗的保障，工资福利兑现、劳动安全的保证，长远发展的保护等等。需要对民生的预期作各种必要的约定。政府和社会“保”的多了高了，民工“包”的要求就少了低了。比如大力倡导用工单位以各种方式试行“终身员工制”等等。实际这种“现代包身工”(类似我们以前国有企业)——将职工部分或全部预期权利“包揽”下来的做法，在国外大公司中并非少见，也是一个发展趋势。

　　民工思“包”，家业为重

　　从新春劳动力市场新变化中，还能发现另一个潜在的民工思“包”现象，即现在农民外出到城里务工，不像以前那样独自闯天下，普遍的是“拖儿带女”。也就是说是带着“家”到城里的。是在城市安家、成家立业。这样其务工最起码要能养家，把“家”给包下来。这与其说是外出务工，更不如说是到城市生活。

　　事实上也是如此。笔者在乡下过年，乡邻们的日子过的是越来越殷实，年收入不断增多、稳定。但还是有许多人家表示想到城里去打工，目的就是想过过城里人的生活。我说年纯收入都有4万左右了，这在城市一般公务员也不可能，到哪个城市找这样的工打啊？他们说住地下室没关系，苦累也没关系，有个“工作”，再创业个若干年，说什么也总能达到一般的城市人了吧？村里不是有许多人空着别墅似的楼房，宁可全家挤在城里打工么？至少小孩读书与见识总高级点吧？城市机会多啊……

　　这个事让我很震惊。是的，现代打工或许真的不仅仅只是为了“谋生”，找个活路寻条出路，而还含有换个“活法”的企图与努力。换句话说，他们期求着“分享”“共享”城市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那么已经在城市务工的人员，其这个生活“分享”“共享”，融入于市民的要求，不用说是更加潜在和强烈。

　　因此，民工绝对不只是一个“工”，是举家而来而生，是实实在在的城市民生。城市不应光“长”个子，还需不断扩展心胸。新农村的建设，应该多多考虑农村在有了一定基础条件之后，如何拓展再创业的机会和途径。农民已经既不满足于现有的“业”，却再创无方；又不满足于仅仅乡村的精神文化生活。离土离乡离家，进城入市安家，之间的矛盾确实是长期以来城乡两元格局所致。具体表现却是“家”与“业”的冲突——农村家与业的紧密捆绑，不可分离；城市家与业相隔。加之我国特有的传统家业文化凝结与现代创业理念的解构。使得安居难，乐业也难。

　　城乡统筹，需要在“家”与“业”的统筹上，有所突破。生活的理想需要创业，创业的目的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而这全部的依据是基于一个“家”与“业”的和谐。

　　民工思“包”，合作共赢

　　在乡下时不时听到农民脱口而出——大不了到城里去打工。在城里又时常听到民工说——大不了回家种田去。农民、民工的“大不了”，透示出了他们的自信、底气足。尤其是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大力推进，农村发展势头良好，城市零门槛化，这个底气是越来越足。所以今天的民工有了“挑三拣四”和各种各样“包”的资本。这是令人可喜和鼓舞的。但是，因此说在城市博弈中，他们是赢家，就有失偏颇了。一个事实是，一方面有的城市和行业出现民工荒，另方面也存在大量民工找不到活干。三头(加政府)着急，造成资源滞呆。

　　在这么个既不能得其所哉，又难以各取所需的僵持下，应该说谁都是输家。更何况在当今社会多样利益博弈中，共赢才有真正的赢家，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价值精神。任何的法律、政策、举措实质是对各方利益的协调与保障。新劳动法也不例外。

　　因此，劳务市场的新变化，要求我们要大力倡导创业创新的合作精神，充分发挥信息化条件的优势，构建社会协商机制。相关法规当然需要不断的完善，但光有这些条文和细则是远远不够的。法规也只有在社会沟通协商机制上，其效力方充分显示。建设服务型政府，其中的一大作为应该是努力促进政府与社会、群众的合作，创业主体之间的合作，民间的多种多头合作。由此将“大不了”的底气引导为创业创新的干劲。我们或许已经步入一个“谈判经济”时代，谈判是为了合作，合作需要谈判。简单的“大不了”或许也真就什么事都干不了。（红网 严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