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三十年来，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相应的社会成就和政治成就，却未能相互伴随。我们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我们一方面越来越强烈地拒绝精神生活，另一方面我们追求的都是物质生活，从官方到民间，我们在追求消费社会上达到了高度共识，我们有了财富，但我们改革社会的精神财富、精神底蕴、精神土壤，三十年来实际上处于一个日渐贫瘠化的状态。
美国当年就是把创造性的人才云集到美国，从而成为了百年创新的国家。那么，我们现在的改革还有没有能力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深圳特区一样，成为“冒险家”的乐园，能不能使社会各个领域里的“冒险家”再次云集深圳，或者广东，为中国的改革继续发出强有力的呼唤，并展开强有力的有社会感染力和号召力的社会行动。显然，深圳和广东目前的这种行为是不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相当贫乏，上世纪八十年代那种热火朝天的改革讨论和惊人一致的改革共识早已不复存在。对社会基层来说，无论是贫困的城市居民，还是陷入日常生活崩溃的农村居民，一心盼望着的仍只不过是有饭吃。
三十年来的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推动消费社会形成的改革。西方的消费社会是一种立体的消费社会，它包括日常产品、精神产品以及政治产品的共同消费，而这种消费要求有制度化的结构，要求进入民主宪政法治的状态。但是，中国目前只能消费社会的低端产品，而不能消费高端的精神产品和政治产品。这样一种消费社会里，无论是有理想的官员、学者，还是社会人士，我们统统向下看齐，都用你所占有的物质产品来判断你本身的社会价值、贡献，来判断你本身是荣耀还是耻辱。因此，官员们也变成更加愿意用权力谋求利益。社会普遍的精神萎靡更使得我们改革的勇气和睿智没有了，所以汪洋书记一到广东，就问广东的官员，还有没有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那么，广东的官员现在还有没有当年袁庚、任仲夷、吴南生等人的精神，敢于杀出一条血路，敢于冒杀头的危险去改革？
西方人有一个总结，说中国为什么增长这么快呢？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出来，公民哪怕从一岁开始都想发财的。印度是比我们穷，全国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牛车、自行车、汽车都在上面走。但是印度人又让我很震撼，就是内心世界的安宁以及对秩序的高度尊重。因为印度人百分之百都是教徒，其中印度教徒超过80%，宗教信仰让印度人内心安宁。我前不久在印度访问，陪我们的是一些学中文的印度学生，其中一个学生，他的父亲就是当地的警察局长。当时，我们的一个司机违章被警察抓到，我们跟学生开玩笑说，打一个电话给你爸，让我们的旅途顺利一点嘛。他说，不，我爸爸只保护弱者，他(司机)不是弱者，他是坏人。当时我们去的三位教授就在那里议论，如果在中国，这个学生马上就要显示自己的权力，一个电话搞定。
在新加坡，有人告诉我，李光耀跟中学生精英座谈，中学生只提出一点：你讲的都对，你也是善待我们，也是爱你的人民的。但是，我们只给你提出一个要求，我们要有选择。(作者：任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