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局长的这个“药方”，让人有些看不懂。一方面，我国农民工的务工收入何曾“过快上涨”过？这几年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既赶不上物价上涨幅度，也赶不上企业利润增幅，既赶不上GDP增幅，更赶不上政府财政收入增幅……农民工的收入仍处在一个相当低的水平。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面临的通胀压力，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上的热钱太多(流动性过剩)，在于固定投资规模过大，更重要的，此番物价上涨受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美元贬值、油价高企引发全球性通货膨胀……总之，引发通胀的因素怎么数也数不到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增长，而劳动力成本上升，也至多是通胀压力加大的一个非常次要的因素。众所周知，我国国民收入占GDP比重一直过低，我国目前的劳动力成本不是过高了，而是太低了。将通胀压力增大归咎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谢局长显然把脉不准、找错了病根，其所开“药方”自然让人莫明其妙。

　　退一步讲，即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通胀压力，控制劳动力成本也不应该首先拿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开刀”，而应首先控制那些垄断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因为是他们的收入过快增长抬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他们的高收入本身就是极其不合理的。将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归因于农民工务工收入增长过快，谢局长再次把错了脉、打错了板子，而且有专挑软柿子捏之嫌疑。

　　谁都知道，CPI居高不下，生活受影响最大的是那些低收入群体，收入越低所受影响越大。农民工群体就是目前我国最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在他们的收入增长远赶不上物价上涨幅度的当下，却要防止他们的收入过快增长，这于心何忍？而控制农民工收入增长，于缓解通胀压力又能有几分成效？（现代快报：浦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