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一市民在某洗衣店预付１０００元办张洗衣卡之后，仅洗四次，洗衣店便“关门大吉”。当其拿着洗衣卡报警时，警方以诈骗数额不足立案标准拒绝为其立案。（５月４日《新京报》）

　　可能很多消费者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因损失数额较小，又维权无门，只好自行吃下“哑巴亏”。而近年来，类似无良商家利用预付费消费模式进行经济诈骗的案件，也呈现出上升势头，这恐怕跟立案标准成了消费者维权途中的一道“绊马索”不无关系。上当受骗的消费者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只能“责任自负”，并选择不了了之，得手的商家则会“心中暗喜”。

　　实际上，即便是受法律条文所限，执法者在立法标准面前就真的“爱莫能助”吗？以这起诈骗案件为例，这家洗衣店所骗消费者绝非一人，而其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商户，对店主的相关资料或线索，执法者只要通过工商部门一查便知。为何不能通过报案者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与工商部门“联合办案”呢？

　　的确，法律条文是执法者办案应遵行的圭臬，故执法者依立案标准决定是否立案。可是，类似的立案标准，并未完全堵死执法者作为的路径以及裁量的空间，问题是执法者愿不愿意为维护受害人利益而“自找麻烦”，去通过其他办法或路径给报案者提供增值的服务或援助。（西安新闻网：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