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十年前，有一个机构要评“上海十大经典建筑”，选定的评委以国内外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主，不是建筑学家的只有三人：谢晋、陈逸飞和我。谢晋导演把投票权全部委托给了我，结果那些天我和好友陈逸飞就有机会谈了很多很多的话。逸飞对建筑的最高标准是用上海话表达的，那就是“派头”。评委中外国建筑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当时全体评委认为上海最有“派头”的经典建筑是两个，一个是金茂大厦，一个是上海大剧院。这两个建筑，奇迹般地获得了全票。

　　上海当然有很多著名的老房子，连带着不少让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文化，我也曾参与过对几千幢必须保护的历史建筑的资格审定。但是要评“经典”，却是两个最新的建筑，这好像与“经典”二字的习惯理解很不一样，却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思维。真正高层次的经典未必是白髯老者，而是一种处于创新前沿的生命力的集中迸发。有的作品，刚刚成型就已成为经典，使悠悠岁月也不能不谦恭地回身仰望。

　　我说这件十年前的往事，是想撷取其中的象征意义，来说明上海文化的本性。上海文化，成分很多，因此可能产生的误解也多，但无论如何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它的最精彩部位，一定不是靠臆想编织的昔日繁华，而必定在当下，在脚下。只有当下和脚下，才能通达未来。如果当下空乏，脚下荒芜，那么，再密集的臆想也只是镜花水月。

　　那次我们把上海大剧院评为经典，是从建筑上着眼的。一个文化设施被评为经典是充满风险的，因为人们永远要审察它是不是虚有其表。只要内容稍有欠缺，就会受到加倍的指责。我国很多地方这些年来都造了不少漂亮的剧院，结果大多缺少相应的内容，不是寂寞地空关着，就是没有文化地热闹着。所幸的是，上海大剧院没有让人失望，它以十年的努力，做到了名副其实，表里合一。

　　这看似正常，实际上却极不容易。

　　我由于投过那张有关经典建筑的票，又由于自己的原始专业是戏剧文化，就一直关注着上海大剧院的一举一动。我发现，与不少早已著名的世界一流剧院相比，它在行为等级上已具有同样的“派头”，而在行为活力上甚至已经超过。开幕十年，演出已达4000多场次，观众已达700万人次。举凡世界三大男高音、欧洲四大歌剧流派、世界五大经典原版音乐剧、世界十大著名芭蕾舞团，以及世界十几个顶级的交响乐团，十几位著名的音乐家，都相继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这种高度、浓度和密度，在世界一流剧院中也是罕见的。

　　这当然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吸引力有关，但据我所知，并不是一切具有吸引力的城市都具备同样的文化感召力。上海大剧院在这方面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一流剧院，以最高的选择标准迎来送往已属不易，但上海大剧院还有更积极的自我期许。它深知光是引进世界经典，即便再多再好，也有可能走向一种“空壳化、空心化的高贵”。为了克服这种倾向，上海大剧院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例如，它多次寻求上海本地的演艺资源与国际著名演出团体合作，打造优秀的歌剧作品取得成功。又如，它还对国内的一些原创剧目提供了有效的帮助。除此之外，它还决心为东方艺术的国际化作出主体性的贡献，我本人目前正与香港著名导演关锦鹏先生一起制作音乐剧《长河》，上海大剧院就是一个主要的合作伙伴。由此可见，它已远不是“空壳化”的存在。

　　在现代戏剧美学看来，演出场地也就是艺术作品的实现之地，艺术生命的完成之地。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我们以往的理解。根据现代戏剧美学原理，把全部创作的重心挪移到剧院这个与观众关系最密切的前沿，是一种无可置疑的国际化选择。

　　在一个城市中，不管是市民还是游客，有效的公共空间才是大家的文化参与地，因此对他们来说，剧院更是比剧团重要。我不太同意“剧院是城市的窗口”的说法，好像剧院的功能只是展示。其实，那是创造和参与的中心地带，是焦点，是热土，是沸源，而不仅仅是窗口。

　　上海文化还有大量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无可否认，上海大剧院、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文化场所，却展示了在全国领先、让世界瞩目的风范。我想，只要这样的风范能够保持下去，那么，其他文化项目也有可能逐步获得提升。

　　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大剧院的十年，是一个起点。不仅是自己的新起点，也是上海文化的新起点。

　　(本文来源：新民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