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而好礼温州人

永嘉学派和温州人精神

2010年09月02日 08:37:46来源:查看评论手机看新闻字体:
核心提示:温州人精神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能够维系、引导和推进温州的发展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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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学派产生于南宋时期农业发展迅速、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文风鼎盛的温州,是匝越文化的优秀代表。它创始于薛季宣,发展于陈傅良,成熟于叶适。永嘉学派政治上反对君尊臣卑,主张君臣一体,主张抗金和改革弊政,经济上反对以义抑利、重农抑商,主张以功利统一仁义,以国家之力扶持工商业;哲学上批判程朱理学,主张道不离器物。由于它注重研究实际问题,提倡事功,反对空谈义理心性,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一起被并称为事功学派。它是我国学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派,在当时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而立。

  温州人精神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形成的能够维系、引导和推进温州的发展的驱动力。它是温州人优秀品格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是当代社会主义精神在温州的具体化,是温州文明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特征。温州人精神内容很丰富,如敢为人先、唯实务实、敢担风险、勇于拼搏、不等不靠、争强好胜、善于学习、吃苦耐劳等精神,但最主要的是创新精神。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创造了众多的全国第一,如第一座中国农民城一龙港镇,全国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一苍南桥墩门啤酒厂,全国第一个农民跨国公司一美国康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全国第一批发放个体工商执照,全国第一个制定股份合作企业条例,全国第一个制定“质量立市”条例等。1998年召开的中共温州市第八次党代会把温州人精神概括为“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作为历史文化的永嘉学派和作为时代精神的温州人精神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本文就此作粗浅的探讨。

  一

  永嘉学派源于北宋时期程颖、程颐的洛学和张载的关学,何以能独树一帜而与正统儒学大异其趣?永嘉学派的出现与当时温州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南宋时期由于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温州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因大兴水利、推广早熟耐早的“占城稻”、采用先进耕作方法、普遍推行使农民有较多人身自由的租佃制等因素有了极大的发展,但地少人多的矛盾很突出。据有关资料表明,北宋崇宁年间(1102 1106),温州户口是119640户,人口462710人,到了南宋前期淳熙年间(1174-1189),迅速上升为170035户,人口910657人。这时,两浙十五州人口占葆宋全国的一半。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田宅牡价腾贵和各种物品需求的扩大。另外,由于北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国策,士地兼并活动很猖狂,促使人们去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两宋时期的温州手工业很发达,它是全国十一个造船业中心之一,全国五个造纸业中心之一,漆器业、制瓷业、印刷业、丝织业等都很兴盛,名噪一时,丝织业还出现两浙路罕见的“机户”现象。(“机户”是宋代纺织业中的小型作坊或机织家庭的专称,他们以家庭为单位,生产并出卖纺织品,属独立手工业者,这说明温州已出现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温州发展手工业的条件并不算很好,手工业的许多原料是从远地贩运过来在此加工的,只是温州人“习于机巧”,能以精湛的技艺取胜而已。温州城市繁华,有“小杭州”之美称。温州商业繁荣,时人称“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温州对外贸易活跃,是当时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城市,政府专门设置市舶务管理对外贸易。温州学校教育和科举繁盛,南宋时期科举中进士就达1147人,可谓人才济济,盛极一时。永嘉学派的出现是当时温州与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如,永嘉学派之所以特别重视发展工商业,是因为他们看到温州及东南沿海一带人口众多而土地不足,必须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就业问题;而且工商业的发展对国家、对社会大有好处。又如,永嘉学派之所以承认雇佣关系中剥削的合理性,这在当时是一种新论,也是因为他们看到温州城乡出现的大量雇工劳动对社会发展有进步作用。

  当代温州人以其强大的创新能力为世人瞩目,然而这创新能力并非天性使然,从限本上说导源于人的生存压力和本能的欲望。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民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温州人多地少的矛盾特别尖锐(1978年人均耕地0.53亩,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有限的耕地面积难以提供庞大人口充足的产品;国家微薄的投资、落后的交通以及贫乏的矿产资源等因素使得工业发展相当缓慢;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使得温州原有的非农产业和商品经营优势难以充分施展。这些使得温州人民面临着生存危机:1978年,温州农民人均收人仅113元,全市三分之二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农村约有I10万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市区待业人口达4.5万人。“平阳(县)讨饭,文成(县)人贩,永嘉(县)逃难,洞头(县)贷款”成为新的民谣。另一方面,温州人又有着较高的物质文化需求。因为温州地处富庶的东南沿海开放地带,又是著名侨乡,受近现代西方文明冲击较大,人民能直接接触到现代较高水平的生活方式。较高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生存危机之间的强烈反差,促使温州人民不甘现状而决然奋起,从而进发出高度的创造力。

  通过对南宋和当代两个不同时期温州社会环境的简要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适应两个不同时代的生存环境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即地少人多的紧张关系决定了温州缺乏农业社会必需的以农为本的基本生存环境,必须根据本地特定的环境发展非农产业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以寻求新的生存机遇。这使得当代温州人更容易接受和选择在类似生存环境上产生的永嘉学派。

  二

  创新是极其艰难的,如发展非农产业遇到了来自以农为本的强大阻力,发展市场交易活动遇到了来自把市场交易当作投机倒把的严厉打击,强大的守旧势力和顽固的守旧观念常常使创业者处于两难境地。如,选择发展非农产业之路需冒政治风险,而选择以农为本的老路虽无政治风险之虞,却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改革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在面临两难选择的条件下,利用已有的文化资源作为价值参照来回应当前种种困惑”.}顺理成章的事。永嘉学派为温州人民冲破旧框框,从实际出发,寻求适合发展自己的道路提供了理性的价值参照。

  “重义轻利”、“贵义贱利”、“以义抑利”是我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基本思想,永嘉学派则予以明确反对。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迂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论尔。”⑤永嘉学派主张“以义和利”,以功利观点来统一仁义。薛季宣说:“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财之道。”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求利之心,人皆有之。永嘉学派“以利和义,而不以义抑利”的观点无疑肯定了熙熙攘攘的温州人逐财言利的正当行为。

  改革开放初期,国人惊悸于不停顿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余威,不敢言利,也羞于言利。而温州人却不耻言利,认为会赚钱、能赚钱是值得自豪的。当许多地方的人们还在小心翼翼地探讨社会主义的义和利的关系时,温州人已经实实在在地追求能使自己过上好日子的“利”了。温州人之所以“走千山万水,说千言万语,想千方百计,吃千辛万苦”主要是因为这辛苦背后有着他们的渴望一争千金万银,早脱贫致富。没有逐利的冲动,温州人吃苦耐劳的精神就失去了依托。八十年代初期,小商小贩曾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受到严厉打击,但为求生存和追求利益的温州人总是赶不尽、打不死、禁不绝。可以说利之所在,就是行之所向。

  我国历来是农业占优势的国家,视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轻末”、“抑末厚本”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经济思想领域影响极大,给中华民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永嘉学派在承认农业生产重要性的前提下,批评了“抑末厚本”的思想。叶适说“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永嘉学派主张发展工商业,给工商业人士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叶适提出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世,至于垂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的观点。永嘉学派反对“重本轻末”、“抑末厚本”,肯定工商业,无疑为在世俗眼光逼视下不敢昂首挺胸的商人提供了闯荡世界的精神支柱。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大力提倡发展商品经济,鼓励经商,但“好人不经商,经商非好人”的传统观念在广大农民中还是极具市场,广大农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形象。而有着经商传统的温州人则纷纷走出家门甚至走出国门,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扮演了先锋的角色,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实,温州人闯荡世界的条件并不好,不通所在地语言,不熟悉所在地生活习惯,到处遭受歧视和打击,但温州人就是凭传统观念去闯荡世界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温州人足迹遍布全世界,就象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论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都活跃着温州人矫健的身影。改革开放初期就有十万供销大军走南闯北,如今700万温州人中有160万人在全国各地,在世界各国侨居的也有三、四十万人。温州之所以引起世界的一片喝采和关注,其声望很大程度上是由在外地闯荡的温州人带来的。

  宋明理学曾长期统治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它占统治地位时,空谈义理心性之风盛行。永嘉学派明确反对空谈义理心性,而注重研究实际问题,重视实用之学,提倡事功。薛季宣认为义理不必深究,首开事功之说。陈傅良说,“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事功”。。叶适批评朱熹的心性观,说:“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犹废之,狭而不充,为德之病矣”。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为人们敢于从实际出发,不受空谈理论的束缚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期以来,国人陷于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争论中而不拔,而温州人却非常注重实际,能够从实际出发而不空谈理论,也很少纠缠于各种一时说不清楚的理论争议。温州模式常常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模式,但大多数温州人并不理睬指责,也不忙于争辩,而是埋头苦干,以事实表明自己的行为。当实践和理论、政策发生冲突时,温州人能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能根据实际来修正理论和政策。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温州出现了不少新情况,诸如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企业数量庞大且发展神速,大量农民进城从事非农产业。当时这些都是国家禁止、或者虽然没有明文禁止却也没有予以肯定、或者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来对待的,温州人却能从实际出发给予肯定,并努力寻找中央政策和温州实际的最佳结合点。程朱理学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提出“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的“道统”说,并以遥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统纪自居。永嘉学派不迷信古人,不盲从权威,大胆疑古,提出了一系列令时人耳目一新的言论。永嘉学派并不否定道统的存在,但反对程朱的道统说。薛季宣在《浪语集·策问》中认为孔子去世时,曾子尚未成年,怀疑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之序。叶适根据薛季宣之说,详察历史资料,断言:孔子传曾子、曾子传子思之说必有谬误。这就击中了“道统说”的要害,使之成了无源之水。永嘉学派的反道统观鼓励着人们敢于摆脱传统偏见的束缚,勇于创新。

  温州人很重传统习俗,如重过节、重人情、重家庭家族。然而,温州人并不迷信传统,也并不盲从权威,即使面对权威结论,也要掂量掂量,较好地做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温州人工于模仿,起步时期的温州人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资源的情况下能发家致富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令人惊讶的模仿水平。但如前所述,温州人的创新意识很强,创新能力也很强。

  永嘉学派的思想自成一体、颇具特色,在封建社会里具有很强的叛逆成份,常被视为异端,然而却有着很强的适应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成份。

  三

  永嘉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有识之士往往把重视研究实际、注重事功的永嘉学派作为纠正时弊的武器。如,满族人主中原,王朝擅递,深感亡国惨痛的士大夫们纷纷总结教训,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从复兴儒学传统的高度去扫除轻视功利、空谈义理的性理之学,形成了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又如,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兴起瓜分中国狂潮,主张学习西方君主立宪的维新志士也运用永嘉学派的思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表示要“冲决网罗”的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书》中说:“来书盛称永嘉以为可资经世。善乎言哉!”它对温州本地的影响则更大、更直接。以晚清的温州为例,人称“东匝三杰”的维新派思想家陈}1.、宋恕、陈献哀以重振永嘉学派为己任(如陈虫L在其代表作《治平通议》序中自称:生永嘉先生后七百年);孙衣言、孙锵鸣兄弟精通永嘉学派,提倡经世致用;身为经学大师的孙治让也重视兴办实业,晚年兼任瑞安县商会总经理就是一例。可见永嘉学派事功观已成了温州优良传统中极其重要的方面,影响十分深远。

  温州人风风火火闯九洲,创造了以小商品、大市场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但改革开放初期的温州人并非是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而更多的是运用传统的手段来打天下。温州人外出谋生不是靠纯粹出卖劳动力而主要是以传统的手工业为谋生手段。温州人“用五把刀子走遍天下,即菜刀(饮食业)、剪刀(缝纫业)、劈刀(皮革业)、剃头刀(理发业)、螺丝刀(修理业)”。。温州是全国著名侨乡,但众多的华侨并没有真正地融人所在地的社会,异采纷呈的异国文化并没有熔化温州人独有的生活方式,“温州人不管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还是生活在温州的习惯里,用温州的方式去做生意。改革开放初期,众多的个体私营企业主对诸如企业文化、质量认证体系、营销组合、形象包装等市场经济必备知识一知半解,甚至茫然无知。可见,温州人用传统手段打天下很是得心应手,可以说是背负着传统人格走向现代。

  然而,永嘉学派毕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代里产生的,它并没有脱离封建主义规范,并不能引导温州走向市场经济。温州人精神是在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和完善的。改革开放二十年,温州出现了巨变,各项经济指标都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外出经商人也大为增加,并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格局。在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指引下,经历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大潮洗礼和国际变化莫测风云磨炼的温州人,正在迅速超越传统、改造传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如今,平均主义、保守主义、封闭主义、狭隘功利主义的小农意识已有了很大的改变,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观念正在或已经形成,如“时间就是金钱”的时间观念、“质量就是生命”的质量观念、“信息就是财富”的信念观念、“知识就是力量”的价值观念、“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观念、“优胜劣汰”的竞争观念等。温州人精神继承了永嘉学派,但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理论和温州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时代精神离不开历史文化支持,以事功观为核心的永嘉学派和以创新为核心的温州人精神有着紧密的关系:永嘉学派的思想有着很强的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成份,为温州人精神提供了丰富而独特的养料,为温州人精神的形成起了先导作用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温州人精神从根本上说是邓小平理论和温州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它也继承并光大了永嘉学派的优秀传统。从永嘉学派对温州人精神的影响来看,传统思想能与现代化相结合,搞现代化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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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章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