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罕见愤怒退场：被逼迫承认有“洋奴思想”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家康，原题为：邓小平走出江西谪居地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错误的冲击，被下放到江西劳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1973年2月，邓小平走出江西谪居地回到北京，重新恢复在国务院的工作。1975年，周恩来身体状况日益恶化，邓小平实际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大张旗鼓地整顿全国各方面的工作。这一年，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进行了短兵相接的近距离较量，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邓小平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他的衰弱、疲惫的身体，已不可能再事必躬亲、周致缜密地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谁能更多地分担周恩来的工作，以统筹全局，将国家由大乱治理得走向大治呢？毛泽东想到了邓小平。8月14日，他在邓小平的长信上批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可是，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毛泽东的批示迟迟得不到落实。12月18日，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催促政治局安排邓小平的工作。

　　毛泽东在听取政治局的汇报后，很快做出答复，同意恢复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次年2月，中央通知邓小平回京。这时，他在江西已经居住了三年多。接到中央的通知后，邓小平感慨地说：“我还可以干二十年！”经受“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他非但没有被整垮，反而对历史的进程充满信心。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是那般充满感情地说：“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派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中共中央通知县团级党委，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邓小平分管的工作是：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参加对外活动，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重大政策问题。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接见邓小平，看着邓小平健康敦实的身体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毛泽东十分高兴地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毛泽东有意将这一消息传播给媒体。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由柬埔寨解放区归来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邓小平出席宴会作陪。这是他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德国作家乌利·费兰茨是这样记述如此惊讶难忘的情景的：

　　“这是……不，决不可能！”惊呆了的客人没有搞错。穿着酱色“毛式制服”的矮小老人不是别人，就是邓小平。他的制服不大合身，步伐已不够敏捷。笨重的枝形灯发出冷色的光。这位回归者还留有些被流放的迹象。当领导们集体进入人民大会堂前厅时，他走在旁边。……尽管邓站在后面，但他的出现很快传开了。外国人不知所措，中国人大为吃惊。就在宴会开始时人们发现，不是亲王而是邓成了1973年4月12日的无冕之王。

　　如此公开传播的信息，无疑给遭受内乱之苦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文化大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动乱，使国民经济频临崩溃，人民群众怨声载道。毛泽东为此深感不安，犯愁着急。他经过深思熟虑，才果断地决定，请邓小平尽快出山，收拾时下全国乱哄哄的残局。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及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时，提出邓小平重新工作的事，他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第三天，毛泽东在和有关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再次提及此事，他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笔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隔天，毛泽东召见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又谈起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邓小平——笔者注)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1974年3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江青却在政治局会上逼迫外交部撤回报告，毛泽东知道后，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国庆节刚过，毛泽东便通过秘书告诉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无疑又给江青“组阁”图谋以当头棒喝。于是，10月17日，江青又利用所谓“风庆轮事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题发挥，逼迫邓小平表态，承认有“洋奴思想”“爬行哲学”，邓小平不得不愤而退场。

　　几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当毛泽东谈起这件事时，邓小平表示，对主席安排的工作，“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啰。”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月8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月13日至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宣布：“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从此，邓小平开始代替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提出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新说法

　　1975年初，受“批林批孔”的影响，徐州、南京、南昌、太原等铁路局运输不畅，以至阻塞津浦、京广、陇海、浙赣铁路干线，全国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深受影响。铁路运输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2月25日至3月8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门研究铁路问题。3月5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9号文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

　　这天，邓小平将到会讲话，与会者都以兴奋的心情，期待着与邓小平见面。只见邓小平步伐稳健地走入会场，早已迎候的省、市领导人走上前去，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可是，邓小平却把右手在空中摆了摆，说：“今天不拉手，因为工业形势不好。”顿时，会场内寂静无声，邓小平坐了下来，点燃一支香烟，郑重地说：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邓小平指出，全国工业形势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这是大错特错的”。他说，铁路整顿要遵循三条方针：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坚决反对派性。会后，铁路系统发动群众，清除坏人，调整班子，平反错案，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运输形势迅速好转。到4月底，严重阻塞的几个路局全部疏通，全国20个路局有19个超额完成国家计划。铁路日均装车数平均达53700车，比2月份多10000余车；煤炭日装车达到17800多车，五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列车安全正点率也大大提高。

　　铁路整顿有了良好的开端后，邓小平又着手解决钢铁工业问题。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两次到会发表讲话，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样的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现在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些。

　　邓小平还在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三项指示为纲”的新说法。他说：

　　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

　　“三项指示为纲”的观点，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而成，是邓小平政治智慧的集中体现。“三项指示为纲”的重点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与“四人帮”等干扰、破坏全面整顿的斗争中，这个口号是最有效的思想武器。

　　经过一个月的整顿，钢铁工业生产形势明显好转，鞍山、武汉、包头、太原四大钢厂的欠产现状得到改观，产量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7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报告，充分肯定全国工交系统生产形势，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1975年的中国，历史的选择只能是邓小平，正是他的无私无畏和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才使历经浩劫的党和国家，能够迈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轨道。他曾幽默地说，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以此鼓励干部解除顾虑，大胆工作，置个人得失于不顾。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邓小平到会讲话，他对军队的现状很不满意，并用“肿、散、骄、奢、惰”五字概括。他指出，军队整顿要实行精简整编，要加强纪律性，要加强军政、军民团结，要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几乎与此同时，科技工作的整顿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9月，当《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送呈毛泽东审阅时，毛泽东提出他没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即回答马克思有过这样的话。虽然这份文件因毛泽东不满意而没有下发，但是它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邓小平还抓了教育、文艺的整顿。在毛泽东的直接干预下，电影《创业》《海霞》等顺利通过发行，《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也被批准重新公演，10月底还举行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沉寂多年的文化领域已经出现春的气息。

　　这时，邓小平又把党的整顿提到议事日程，7月4日，他在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讲话时说：“现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浙江省委给中央送来整党的报告，汇报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思想教育、组织处理的做法，邓小平在批语中加了一句话，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当时，整顿已经由经济秩序推进到上层建筑。显而易见，邓小平不仅要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生产和社会秩序，而且要在更高的层面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影响，将党、国家和人民引入到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批评江青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全面整顿顺应党心、军心和民心，也给“四人帮”乱党乱军的图谋以猛烈一击。这帮狂妄的激进分子决不会服输缴械，总是想窥测时机，继续兴风作浪，与邓小平等进行殊死的较量。

　　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政治部主任会上鼓吹：“经验主义仍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接着，姚文元发表文章宣扬同样的论调，并且指示新华社就此“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效果好”。江青在与邓小平反复较量后，一直没有占上风。此时，她好像得到攻无不克的法宝似的，立即拾起“批经验主义”的稻草，组织新的较量。她亲自作电话指示：“现在我们党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

　　“四人帮”纷纷鼓噪叫喊：那些“老家伙”凭“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验办事，抓规章制度，抓生产，无非是搞修正主义。他们是走资派！他们的经验是复辟倒退的经验。一时间，耸人听闻的批判文章，充斥在全国各大小报刊上，什么“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亡党亡国的经验”“修正主义的货色”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从天而降，善良人们困惑不解，无所适从。那些在整顿中已经偃旗息鼓的乱世“英雄”，如今仿佛又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平添了几分重整旧山河的勇气。他们抖擞上阵，集结在“反经验主义”的大旗下，摇旗呐喊，赤膊上阵，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

　　邓小平没有退缩，他要就“反经验主义”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讨教。4月14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后，特别提到江青等的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明确表示不同意江青等人的错误提法。毛泽东当场表示赞同。4月23日，毛泽东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他还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指的就是江青。4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邓小平在会上批评说：所谓反对“经验主义”，无非是个幌子，实质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反总理。邓小平终于摸了老虎屁股。

　　江青一贯专横跋扈，岂容他人对她评点是非，她气势汹汹地说，这是“突然袭击”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王洪文也给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叶剑英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给毛泽东打来告状电话，谎称她在政治局会议上受到围攻。毛泽东听后语气平和地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

　　5月3日深夜，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开会，在谈到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新华社的《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时说，这些都“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他还说，因为眼疾不能看东西，只是听了一遍，所以，“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我没有看出来”。毛泽东强调：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他还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毛泽东再提30年前旧事，明确表示，那时“邓、毛、谢、古”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受到排挤打击，是不公正的，是错误的。他望着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公开表示支持邓小平，不允许以批“经验主义”而干扰全局性的工作。

　　不久，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重点帮助和批评江青。邓小平驳斥了江青等人的无理指责，政治局其他同志也相继发言，就“批判经验主义”和“四人帮”问题，以及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错误做法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错误提法，进行揭露和批评。“四人帮”都做了自我批评。江青平日里不可一世，此时迫于压力也不得不做检查，并且还给毛泽东送去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表示“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

　　几天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满怀期望地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表示有决心、有信心干好工作，只是“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着勉励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7月，毛泽东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毛泽东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

　　1975年9月下旬，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边，情况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年，毛远新36岁。他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他是毛泽民的儿子，父亲牺牲后，小时候曾在毛泽东家住过。可能是大弟毛泽民过早罹难的缘故，或许是毛远新的机灵可爱，在下一代亲属中，毛泽东和江青都比较喜欢毛远新。9月28日，毛远新随中央代表团前往新疆，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0日，毛远新路过北京时，便被通知留在北京，成为病重的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信息，都由毛远新上传下达。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政治局就多有议论，但是，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还是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说：“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尤为着重地指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毛远新的这番话正中毛泽东的意。毛泽东常说一生做了两件事，后一件事便是“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晚年就担心这份政治遗产被人否定。为此，他找邓小平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谈话不欢而散。从此，他越来越相信毛远新的汇报和判断，认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

　　这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校党委书记迟群等的问题。信中说：迟群因个人野心没有得到满足，便攻击中央领导人；毫无党的观念，搞一言堂；任人唯亲，封官许愿；等等。毛泽东看过信后很不满意。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后，对李先念、汪东兴等说：“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

　　自邓小平复出以后，特别是1975年主持工作以来，毛泽东一直对他有所倚重，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解决各类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党和国家由大乱走向大治。所以，即便是“四人帮”轮番告状，毛泽东都不置一词，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邓小平。然而，这一切都不能违背那个大前提，而恰恰于此，他们的思想认识是那般的不同。

　　邓小平对于江青等的攻击早有精神准备，他说：“这样做，无非有人讲‘还乡团’来了，复辟了。”“让他们骂好了，打着反复辟旗号的人自己要复辟，打着反倒退旗号的人自己要倒退。”“老干部要横下一条心，拼老命，‘敢’字当头，不怕，无非是第二次被打倒，把工作做好了，打倒了也不要紧，也是个贡献。”

　　这些话传到毛泽东那里，老人家确实不高兴，但是，他还不愿把邓小平推到对立面去，让毛远新继续去同邓小平谈话。邓小平表示，我的工作有缺点、错误，可以做自我批评。但是，他又对毛远新说：你的描述，中央是整个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毛泽东还让毛远新开会帮助邓小平，并且特意嘱咐，此事“不可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显然，毛泽东不愿把事态扩大，希望邓小平“有个转弯”，按照他的“三七开”的基调，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可是，邓小平却拒绝了，毛泽东十分伤感和失望。两个倔犟的老人，就“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竟是如此地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真实的记述：

　　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的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

　　毛泽东终于下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随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四人帮”乘机作乱，兴风作浪，整顿又前功尽弃。这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季，但是，九个月的整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抵触情绪迅速发展，在全国形势的又一次反复中孕育着新的斗争。半年后，“四人帮”被粉碎。不久，邓小平再次恢复工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率领全国人民进行了震天撼地的伟业，谱写了阳光明媚、生意盎然的春天的故事。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