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为家，和为贵

　　路过信河街旁周宅祠巷，始建于19世纪的省文保单位圣保禄天主堂整体修葺工作尚在进行中，圣保禄堂规模居浙南天主教堂之首，作为典型哥特式建筑，其不拘于西式教堂面西的惯例，却遵循中国式风水文化而采用坐北朝南的结构布局，当年设计者傅貌禄神父中西合璧的设计理念独树一帜。

　　温州另一处知名度较高的哥特式建筑，当属同为省文保单位、同样始建于19世纪的城西基督教堂。对于这座温州规模最为宏伟的基督堂，一直怀有特殊的情愫，在我还是一个毛头小伙的时候，这里牧师的一次布道成为我步入教堂的初次引领。

　　离城西基督堂不远处的施水寮小巷口，一座被称为“临时教堂”的建筑，在工程闲置很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启动施工，对于诸多教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福音。然而在周边广信和银桥居民眼里，则显然并非如此。为了反对在此地新建教堂，他们已经抗争许久。工地铁门及围墙上，居民涂写的“立即停止建造教堂”、“坚决反对建造教堂用房”的红漆大字，虽已被白灰所覆盖，其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发生在温州这条不起眼小巷口的冲突，只是基督教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民众利益博弈的一个缩影。在更为宏观的社会层面上，浙江省以社会整体利益为考量、依托国家行政权力、以政府有形之手推动的“三改一拆”对宗教违建及其所附带的宗教标志物的波及以及《宗教建筑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的公示等等，被部分宗教信徒尤其是基督徒视为针对自身的一种敌意而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其博弈的广度与烈度，皆非小巷口这里所能相提并论。

　　是延续这种不合作姿态、并将其视为是对神的一种荣耀而加以激化，还是以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视角、客观看待宗教的发展态势，并因此而对世俗权柄和社会民众的异议采取顺服的姿态，成为摆在所有宗教信徒、尤其是基督徒面前的一个问题。

　　以这个问题为基础，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中又衍生出更多的问题。诸如政教关系的处置原则问题，信众与非信众的和谐共处问题，外来宗教文化与本地传统的融合问题，宗教信仰外溢表达的程度与社会总体容忍度之间如何寻求最大公约数问题等等等等。在遭遇诸多挫折感之后，信众在思考以上问题的过程中，若依旧执着于将自己定位为“被迫害对象”，并有意无意中否定或者无视因为宗教的社会性而带来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博弈，则无疑是缺乏宗教智慧的一种表现。

　　无须置疑的是，一个宗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其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融洽度对其顺利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面对当前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基督徒尤其应该扪心自问，在促进社会融洽度方面，我们到底做得好不好。当我们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被迫害者、并固执的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抗争者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在浙江“三改一拆”过程中，拆除的宗教违建占据的比例是0.23%，其中涉及基督教的，仅占这0.23%中的2.6%。

　　可以想象，在社会公众眼中，对于基督教来说，以2.6%的宗教违建拆除比例，却发出了宗教界近乎百分之百的不合作的声音，这会给社会和政府带来怎样的印象，这种印象，最终是能促进、还是会阻碍基督教的良性发展，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基督信徒的思考。再扪心自问，基督教的违建真的只占宗教界的2.6%吗？这个数字的背后，是否存在诸多来自政府的审慎、包容和善意，这同样是一个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

　　曾有教友问我，在当前的博弈中，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总是苦笑着用外交辞令去应对：“我对该问题不持立场”。

　　那天在高速动车上看到一则公益广告，核心主题是“国为家，和为贵”，当时颇有触动，我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家国情怀吧。信徒、非信徒，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我们共同生活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个“国”家，如同我曾经的那个“小”家一样，在那个“小”家里，父亲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无神论者，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嫂子是热心的基督徒，但是在那个小家里，大家都很自觉的将信仰视为一种内在的修炼，父亲不会在墙上挂上锤子镰刀，母亲不会在家里供上佛祖或者观音菩萨，嫂子不会在门上贴上基督年历，我们大家和睦的生活在一起。我想，像我这样的家庭，在温州应该很多，我们并没有因为信仰的不同而彼此隔阂，我们因为有爱、有彼此的理解和包容而维系了小家的和睦，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用同样的方式去维护那个“国”家的和谐？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