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历时27年 温州首部地方文化专志诞生记

　　温州网讯 近日，李淳主编的近百万字的《瑞安市文化志》，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温州市志》主编张声和告诉记者：“这本书不仅是瑞安历史上第一部《文化志》，也是温州全市范围内首部县(市、区)级文化专志。”

　　有意思的是，编撰《瑞安市文化志》，前后历时27年。是什么原因让一本书的诞生用了如此长的时间？说到撰写《瑞安市文化志》的酸甜苦辣，主编李淳当然最有发言权。本周，记者在瑞安拜访了这位年近八旬的老先生，听他讲述成书的前前后后。

　　“我编《文化志》期间，文化局换了六位局长，几乎每位对编志都有不同要求”

　　“记忆是人类文化积累和生长的源泉。如果没有记忆，人们许多工作都将一遍遍从头做起。”李淳说，1989年6月启动编撰的《瑞安市文化志》，正是为了梳理、留存自远古时代以来瑞安重要的文学艺术记忆，便利今人，福泽后代。

　　李淳接手文化志的编撰，是在1996年8月，当时，他60岁，刚刚以瑞安市文化局副局长的身份退休。而早在1992年，《瑞安市文化志》已因为原来的主编退休，搁置在那里。

　　本可以享受退休的清闲，但李淳选择了承担编志任务，这和他骨子里的文化情结有关：因为喜爱文学创作，他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有1000多篇、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瑞安老作家赵三祝这样评价他：“李淳当官不像官，在局长的位置上痴情文学，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勤快的文化人看待。”

　　“事情总得有人干。编撰文化志是一件对文化事业有用的实事，所以当年的瑞安市文化局局长要我接受文化志主编任务时，我欣然答应，情愿为此放弃个人创作。”回忆往事，李淳觉得，这个选择和他潜意识里的冒险精神也有关，“我早年就去新疆闯荡，喜欢干有挑战性、压力大的工作”。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编志工作一干就是近20年，“弄得我疲惫不堪，但最后总算坚持下来了。”

　　李淳编撰《瑞安市文化志》这20年间，瑞安市文化局调换了六位局长，几乎每位对编志都有不同要求，也让文化志的定稿变得一波三折。

　　早在2000年元月，经过“马不停蹄日夜兼程的工作”，李淳就交出了80万字的初稿。

　　据李淳回忆，拿到初稿后，当时的瑞安市文化局局长召集文化系统有关人员召开评审会，“就在评审一致通过时，有位同志问我：‘这本书怎么署名？’我有点调皮地说：‘凡是做过工作的都已署名，没有出力的就没有必要署名了。’其实，我已经把这个同志署名为评审委员，但他误会了，以为没有给他署名，不知他给局长吹了什么风，次日局长态度大变，过了几天又召集了另一拨人再次评审，当时并不让我知道。再后来，定稿的事就拖了下来。”

　　2002年，新局长上任，认为文化志写得太长，应砍掉三分之一，但局长找来找去找不到肯负责“砍”的人。2006年，瑞安市文化局整合为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初次和新局长见面，李淳就提出要尽快出版《瑞安市文化志》，“局长答应马上出版，就在一切就绪之际，局长另有任命。出书的事再次拖了下来。”

　　2007年，又一任局长接任。这位局长的意见是：文化志暂不要出版，等到新一届领导班子作出成绩后，把成绩写入，再考虑出书。就这样又过了5年，终于在2012年5月，“局长特地告诉我，文化志可以写了，时间下限至2012年12月30日止。”李淳说。

　　此时，距离李淳拿出初稿的2000年，已经过去了近13年。“这13年，我一点资料都没有收集，困难极大，但是既然我已写完大部分篇章，只得硬着头皮善始善终加以续写。于是我又翻出文化志原稿，理清思路，进行修改、补充、完善。我用了两个月时间，每天到民政局社会团体科，查阅各文艺团体每年的年审报告，掌握各位文艺家的创作成果与获奖状况，后又经过1000多天努力工作，使这本文化志终于达到可以出版的要求。”

　　“我一心学习司马迁，编志时尊重历史事实，不以个人好恶来取舍”

　　翻开已经正式出版的《瑞安市文化志》，可以看到全志内容丰富，比较全面、系统地记录了瑞安的群众文化、文学、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戏剧、曲艺、图书、新闻、电影、文物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兼记了文化市场、文化管理机构和文化人物。

　　“文化志的撰写主要是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化碎片串连在一起，编成一部完整的书。这样资料比较集中齐全，日后人们查找也比较方便。”瑞安文化积淀深厚，但很多记忆散落民间，“文革”中，不少宝贵的书籍资料又化为灰烬，所以，对于李淳来说，要写好瑞安的文化志并不容易。在编写过程中，他自言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一心向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之父”的司马迁学习，“尊重历史事实，不以个人好恶来取舍，尽心尽力做到公正、公平，这样对得起别人，自己也问心无愧。”

　　编撰志书，收集资料是首要任务。接任《瑞安市文化志》主编后，李淳曾天天泡在档案馆里，仔细阅读多年来瑞安所有的文化档案，却深深感到：“许多应该有的东西这里只有一鳞半爪，使我这个丑媳妇做不了无米之炊。但我没有因此气馁，开弓没有回头箭，只得求救于知情人，向他们请教，可是许多人是凭记忆提供的，缺乏文字依据，于是我就自行设法多方求证，有时一个事件出现三个版本，经过再三考证，直至确实准确无误，才予以编写。”

　　为了搜集资料，李淳也曾经到瑞安市文联以及文化系统下属十二个单位，查阅了所有有关文化方面有价值的档案。此外，通过图书馆的报刊杂志，摘录有关瑞安文化的各种信息。然后按照文化志既定的章节，采用“开放式”写作手法，用活动小卡片摘录每个事例，新增加的材料按章节次序插入，不知不觉集腋成裘。“写作文化志期间，我不管走到哪里，手中始终带着小卡片和笔，这样积累了数以万计的卡片，然后分门别类，加以综合分析，再分类分项归纳写成每章每节的文字。”

　　写作过程中，李淳对自己初拟的写作提纲总觉得不够完美，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湖州市文化志》。“当时如获至宝，心里豁然开朗，便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把《瑞安市文化志》的写作结构定为10编40章100小节，用别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就方便多了，有了这个底气也就信心满满，劲头十足，于是每日里早起晚睡，惜时如金，奋力笔耕。”

　　“《瑞安市文化志》首次公布瑞安文物馆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古籍图书’清单，既展示成果，也接受社会监督”

　　“也许有人会拷问我：《瑞安市文化志》的亮点究竟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各人的兴趣不同，所谓的亮点自然有所不同。”

　　李淳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2006年2月，瑞安市文化局曾将《瑞安市文化志》征求意见稿铅印50本，送给有关领导与专家、学者审阅，几个月以后只回收10多本，很多人把书稿收藏起来，认为这些材料挺珍贵，以后还有用。这件事给了李淳不少安慰，让他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

　　事实上，《瑞安市文化志》不仅是一部详实的资料工具书，它还首次公开了不少珍贵的文化信息。比如第五编“文物”中的“馆藏文物”、“存世墨迹”、“古籍图书”等章节，全面展示了瑞安文物馆、博物馆、玉海楼内的珍藏。

　　“文物部门曾有明确规定，为了保证重点文物的安全与收藏，许多文物是绝密的，不能暴露给外人知道，可是我要撰写文化志，一定要拿到藏品的清单，这样做的目的是接受社会监督，确保重要文物不会丢失。而且，文化志中如果都是些众所周知的资料，读者是不答应的。”为了拿到资料，李淳多次与相关部门交涉无果，直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向国内外公布了藏品目录清单，他拿了这个“尚方宝剑”做示范，才拿到一直以来保密的珍品清单。

　　如果文物清单不公布，那么社会公众也无法监督其去向。曾经，1961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调走瑞安文物馆藏明清名贵书画等25种107件(本)(这件事已被收入《瑞安市文化志》大事记中)，李淳叹道：如果早年公布藏品目录，这些情况也许不会发生。

　　对于李淳而言，随着《瑞安市文化志》的正式出版，20年间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已经翻篇，留下的更多是对生活的点滴感悟：文化志编撰过程中发生的故事还有很多，而一切矛盾的根源无非都带着功利色彩，只要大家大公无私，实事求是，一切矛盾都能迎刃而解。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