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溪之桥下：繁华之地的人文往事

　　温州网讯 总长32.5公里的西溪，大部分流经永嘉桥下。受西溪的滋养，桥下镇自古物阜民丰，文化遗存众多，既有以武术之乡著称的瓯渠，也有以枇杷之乡闻名的上湖，还有桥下镇的韩埠老街，曾经商贾云集，繁盛一时。

　　瓯渠武术，

　　造就了一批仁人志士

　　走进瓯渠村，村里蜿蜒穿行着一条溪水，当地人叫瓯渠溪，是西溪最大的支流。刚刚下过暴雨，溪水暴涨，訇訇作响。

　　出身瓯渠武术世家的吴守武接待了我。他说：瓯渠村初建于南宋淳公式二年(1242年)，为吴姓人聚居之地。其吴氏始祖金明公，仙居厚仁里(今白塔镇厚仁)人，幼年好学，文武兼修，遨游东瓯，慕名永嘉山水之秀，徙居瓯渠龙井基，过着隐逸的生活，耕读传家，习武自娱，成为瓯渠的武术始祖。

　　瓯渠村还散落着一些古民居，居住着老人，说起武术或南拳，他们的话就多了。老人们说：瓯渠地方偏僻，山路险峻，草木幽深，祖辈们出于健身和自卫，习武成风，世代相传，但都内敛而低调，使枪弄棒，不声不响地进行，否则，给官府知道，不抓了才怪呢。瓯渠人称武术为“柴”，这是暗语，谁会弄刀舞棒，就说谁“会几路柴”。建村700多年来，习武从未间断，到了清朝，瓯渠武术进入鼎盛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远近闻名的武术世家。

　　老人们说得最多的是清同治年间，瓯渠例贡生吴通辉和他的长子吴承球、次子吴承玕。吴通辉为招武大夫，在瓯渠兴办武书院，传授武术，他的儿子吴承球和吴承玕在1868年双双考取武生员。1873年，兄弟俩又到杭州考武举人，吴承玕上了榜。吴承球人称“球相”，平生擅长梅花柴、七虎拳与八卦掌，尤其擅长轻功，能捕鼠雀，有“猫儿擂”绝招。吴承玕1874年供职兵部四品官员，获赐“青龙偃月刀”一把，重120斤，因长得魁梧，挥舞起大刀虎虎生威。吴承玕在京城广结武林高手，切磋武艺，拳棒刀枪和骑术样样精通。吴承玕还与瑞安文人大学士孙诒让、孙诒泽兄弟相交甚密。

　　据吴守武介绍，吴承玕供职兵部时间并不长，不满朝廷腐败无能，辞官后居住在平湖市乍浦镇，开设“吴源来号”商行，经商行医，并在温州建立会馆，由次子吴恩侯打理。吴恩侯拳棒弓刀剑样样俱优，在伤科方面很有研究。他还编写了骨伤书籍、武术图谱。

　　我们在瓯渠村里游走，见到了一栋与众不同的房子，是三间三层的石头房，四面开设小窗，像一座炮楼，房子上还有多处枪眼，与周围钢筋水泥楼房或古旧木质老宅相映衬，显得很是另类。房子前立有石碑，得知是吴超征烈士楼。这栋石头房坐北朝南，在民国初期由吴恩侯兄弟三人出资所建，俗称三间楼，是吴超征年少时的活动场所。

　　在瓯渠村，无人不晓“上新屋”，这是吴超征的故居。在故居里，我们看到了用鹅卵石铺成精美图案的通道，折射出吴家家道的殷实；看到许多幅传达耕读文化的对联，透露出主人修身养性寄情山水的情怀；看到了布满岁月风尘的石锁刀棍，显示武术世家所特有的一股英雄气质；看到了吴超征东征北伐的图片介绍，知道他坚毅的额头一直撞着粗糙的历史。

　　我细细阅读吴超征的生平介绍，他出生于1905年，少年时习文练武。1924年被父亲吴恩侯送去参军，考入黄埔军校三期，学习军事。1925年5月，英日军队镇压在上海游行的工人引发了五卅惨案，黄埔军校学生参与游行示威，在广州沙基遭到英法军队的机枪扫射，当场死亡多人，游行队伍中的吴超征幸免于难。

　　吴守武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吴超征在读黄埔军校时，有一次学生们在操场上练习骑术，蒋介石也在场。一匹烈马跑在操场上，一个又一个学生爬上马背都被甩了下来。蒋介石说：哪位同学可以驾驭这匹马，我就把这马送给他。吴超征愿意一试，他勇敢果断，动作十分娴熟地骑到了马背上，骑马姿势英武自信、灵活机敏。蒋介石大加赞赏，非常看重他。

　　吴超征就是吴守武的爷爷。吴超征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任职，在惠州、长沙、汉口、汉阳、武昌等地作战过，战功卓越，获得“北伐功勋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吴超征上书请缨，要求征战，奉电召归队，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二师六旅十一团副团长。1933年，日军侵入华北，占领热河。十七军二师奉命据守长城古北口南天门等要隘。4月22日拂晓，八道楼子被日军攻陷，吴超征率军浴血苦战，壮烈殉国，时年29岁。

　　我没有在故居里看到吴超征征战沙场的形象，但完全可以想象他的英勇与善战。然而，这位抗日英雄的赫赫战功，却曾经长时间被埋没。吴守武说：“文革”中，因我爷爷是国民党的将领，我家被抄，连地板都被撬了，我爷爷留下的许多东西都被抄走，很多名人题词和挽联不知所踪。直到1990年，在吴超征牺牲57年后，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现在，故居里摆放了一些回归的遗物，向后人诉说那些血雨腥风的记忆。

　　我在瓯渠采访时，与几位年轻人说起吴超征的故事，他们说：故事已成为历史，但他的爱乡爱国之心在瓯渠村留了下来，瓯渠的武术后继有人。这些年，村里成立了瓯渠武术馆、瓯渠上新屋瓯林拳坛、瓯渠武术协会、瓯渠武术交流中心等，还设立了瓯渠民俗馆，陈列爱乡爱国的传统文化，教育后人，不忘先人业绩。

　　从瓯渠村出来，已是傍晚，风雨都已停止，四周的青山云雾缭绕，我突然觉得这个村落原来是那么静谧悠然，安宁祥和。而瓯渠溪水仍然是一股摧枯拉朽的气势，扩张的脚步一刻也不停息，一路狂奔，出了前面的山门，便汇到西溪干流之中。

　　上湖枇杷

　　清朝时就已名声在外

　　西溪在峡谷岩壑间百折东流，两岸的荒草野树蓊郁青葱，白鹭成群结队地飞翔、游弋。这一路走来，我的眼前总是自然诗意的风景图画。

　　山水的灵秀，催生了西溪流域许多优质的蔬果，最有名的，无疑是枇杷，其中，以上湖枇杷最受人们青睐。

　　来到上湖村，村书记潘纯友、村长潘继续接待了我们。他们说，有言是“浙南五月碧苍苍，蚕老枇杷黄”，上湖枇杷一般每年四五月份就成熟上市了，比早熟的塘栖枇杷还要提早半个月。这时节是水果的淡季，如桃子、梨子、杨梅、柑橘等都还在生长之中，而色泽金黄、果大肉厚的上湖枇杷已经挂满了枝头。枇杷花开在每年的冬天，每一花束有60到90朵小花，每逢隆冬腊月，百花凋零，枇杷花却冒风雪而绽放，被文人雅士称之为“枇杷晓翠”。到了次年春天，才结出果实，所以有“枇杷秋萌冬花、春实夏熟”和“果木中独备四时之气者”等说法。

　　上湖村共有枇杷园1300多亩，上湖枇杷与众不同之处，除了早熟，还具有个大核小、皮薄色黄、肉质细嫩、香气浓郁等特点。品种10来个，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白沙”“大红袍”是枇杷中的珍品。“白沙”其形略长，外有芝麻斑点，肉软而厚，水份多，入口鲜甜。“大红袍”是“红沙”中的佳品，果皮呈橙红色，果形较大，食之满口生津，产量高，果子又耐于贮运。这几年枇杷产量不断提升，价格有所下降，一般是15元到20元一斤。潘纯友说：我们这里原生态的环境，又加上西溪水质的优越和黄沙土壤，所以出产的枇杷品质优良，这在别处产出的枇杷是难以比拟的。

　　当地画家潘活泼说：枇杷别名甚多，如芦橘、金丸、芦枝，写它的诗文也多，比如苏轼就有“罗浮山下四时春，芦橘杨梅次第新”的诗句。枇杷是我国传统名果，栽培历史距今已有二千多年，而上湖枇杷的历史相对较晚，约有500来年，明嘉靖时期从福建引进，植株很大，一棵树能长一千多斤的果实。到了清朝，上湖枇杷已名声在外，有商人就在温州城西郭建了枇杷行，有十几间店面。每年枇杷采摘时节，上湖人挑着枇杷，浩浩荡荡，先到桥下韩埠码头，再坐渡轮过瓯江到西郭枇杷行，销往温州地区和青田等地。当时枇杷保鲜用梧桐叶包裹，存放在竹篓里，一个月不会变质。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办农业，上湖的枇杷树被砍伐，从1983年开始，上湖的群众重新种上了枇杷，是新的品种。

　　关于上湖枇杷的历史与传说，没有更多的文字记录。历朝历代的果农，他们鲜活的故事、丰富的情节，如秋后蒲公英的花瓣，随风飘去，消失在西溪那滚滚的浪花里。我们也只能通过一些史书，发现吉光片羽般的旧时影像，比如孙诒让的《永嘉闻见录》，记载有“邑产枇杷，肉薄而核多，惟巡道署及谕署所植，肉厚有独核者，风味不减家乡。”

　　我们来到了上湖村林垟山的一片枇杷园里，正是枇杷开花的时节，满园的枇杷花洁白如玉、清香扑鼻。潘继续说：世间好吃的果子，果树都是难栽的。但上湖的群众注重管理，苦心经营，枇杷一年比一年丰收。村里也积极联系上级部门，邀请农技专家前来指导，提高大家栽种的积极性。

　　潘继续有10多亩果园，800多株枇杷。这是一片向阳的山坡，每一株枇杷树都长势良好。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劳作中，潘继续好像与这些果树成了朋友，掌握了它们的习惯与脾性，管理起来就得心应手。他欣喜地跟我们算了一笔账：这些枇杷树的树龄都在10年以上，今年一株可以摘80斤以上，一斤以15元计算，就有10万元的收入。可喜的是，上湖枇杷的销路也不用愁，他们没有打广告，但口碑是最好的广告，这几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

　　我抬头遥望，田野上、山麓间，都是成片成片的枇杷林。周遭清静，尘嚣遥远，如洗的心灵与无垠的果园浑然一体。

　　韩埠老街

　　昔日繁盛依稀可见

　　我在永嘉县志办徐逸龙的带领下寻找桥下的文化遗迹。千百年前的烽烟早已散尽，一些遗址上长出了半人高的杂草，在蓝天白云下显得特别沧桑；一些遗址早被夷为平地，建了高楼住宅，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匆忙。

　　徐逸龙提议我走一走桥下镇的韩埠老街，它离现代社会还有一定距离，上世纪的风韵还一直在那里徘徊。

　　我们来到韩埠老街已在黄昏，街上少见行人，街两侧的房屋多数为木头结构，两层，一楼用作店铺，不过，早已关门大吉，上着锈迹斑斑的铁锁。有一间房屋的门开着，门口坐着两位打盹的老人，我们好奇的讨论声干扰了老人的休息，他们问我们哪里人？我们说是来了解韩埠老街情况的，老人们就有了怨言，大声说：这老街拆也拆不掉，建也建不起来，留着有什么用？其中一位老人还用拐杖敲敲门板，门板隐隐颤动，发出沉闷的声响，仿佛也在低怨。

　　谈起老街的历史，老人端凳让我们坐下，又颇为自豪地说：韩埠老街位于西溪下游感潮河段的江边，虽然只有300来米长，但一直商业勃兴，坐贾行商，熙熙攘攘，成为当时桥下的盛景。到了日寇侵犯时，韩埠码头与温州城来往的客轮停开，老街上人心惶惶，行人迅速减少，店铺也变得冷清，抗战胜利后，老街又很快恢复往日的繁华。解放后，老街上发展到40来间店铺，经营布匹、渔咸、食盐、南北货、日用品等，客栈最多，有十多家。最热闹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来自乐清、永强等地的渔商用河鳗溜儿载着海货，运来韩埠码头贩卖。韩埠街上每天都有数百人来往，过年过节一般。客栈人满为患，家家户户都是旅馆，连破祠堂里都住满了人。那时候在向客人提供住宿的同时，还要提供饮食，不过，住一天只收几角钱，吃的东西也好不到哪里去。街上也有饭店，接待嗜饮贪杯之徒，行宴传觞，但更多的是奔劳而多苦的船家与脚夫。

　　永嘉县志办退休干部李昌贤几次来到韩埠老街，做过细致的调查。据他介绍：韩埠老街曾经是永嘉西部山区通往温州城区最重要的门户。1958年以前，永嘉县政府设在温州城区。那时永嘉境内没有公路，到温州城区只能走水路。水路有两条，一条从沙头到温州安澜亭，渡船费一人两角五分；另一条从韩埠到温州西郭，渡船费一人是一角五分，永嘉西部和仙居、缙云、青田等地的群众都从韩埠过往。李昌贤老家在永嘉大若岩，上世纪五十年代，他在温州城里读书，从他老家到韩埠或者沙头，路程差不多，但他都选择韩埠的水路。虽然从老家到韩埠要翻越高高的昆阳岭。

　　李昌贤说：上世纪六十年代，渔民在江上海上敲鮕作业，捕获了大量鱼类，有一些运到韩埠码头销售，上好的黄鱼一斤只卖一角钱，西溪流域每天都有近千名群众挑担来购买。当时我在泰顺中学教书，学校教学也不正常，就回老家了。在家里没有事情做，见村里人都去韩埠挑黄鱼，有一天，我也带上12岁的弟弟来到韩埠老街，下午到达时，当天鱼市已基本结束，剩下不多的黄鱼只卖七八分一斤，比番薯丝还便宜。当晚我们住在老街上的客栈里，第二天天未亮就被街上嘈杂的声音吵醒了。我走出客栈一看，鱼市交易已经开始。吃了早餐，天亮了，我与弟弟来到韩埠码头，买了63斤黄鱼，又大又鲜，每斤一角二元钱。我挑起来就走，开始还算轻松，但到了昆阳岭脚，就挑得很吃力了，到了半山岭，就像千斤重担压在我肩上，真是寸步难行。这一担黄鱼我挑不到家里，还是弟弟跑回村里叫来亲人救援。

　　听了李昌贤的故事，我们走到了老街的南尽头，就是韩埠码头，码头上有两棵高大的古榕树，把阳光遮去了大半。码头明显已经弃用多年，留给我们一个落寞的身影，溪岸边留下来的几级石阶，像上了蜡一样光滑，依稀能辨当时商贾云集的景象。今年91岁高龄的姚仁枢老人的家就在渡口边，他与我们一起来到了码头，动情地说：韩埠码头是瓯江北岸永嘉段最大的客货运码头，当时用石头和青石板砌成，客轮昼夜不停地行驶，还有十多只舢板临时调用，而满载货物的河鳗溜儿，每天都把码头围得里里外外好几层。我在码头上做了几十年的牙郎，许多货物就是经过我的秤，从韩埠运出去的。在那个水运昌盛、陆路不通的年代，韩埠码头是一张“金字招牌”。

　　我问姚仁枢老人：你家正在“金字招牌”旁边，一定坐拥“金山银山”了？老人说：不是这样，我就这么一间房子，家里人口多，住着都拥挤，就没有想到开店了。客商一元的交易额，牙郎收取四五分钱，码头上牙郎几十人，一天下来赚得并不多。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公路发展起来，延伸到各乡镇与村庄，水运的时代说过去就过去了。到韩埠码头的货船和客人一天比一天少，码头也一天比一天冷清，我们这些做牙郎的，都有些措手不及。九十年代开始，这里的客船和市场都在我们的眼里消失了。老人说到这里，语气中带着几分迷茫和不舍。

　　大家突然沉默了下来，低头见西溪的水缓缓东流，带着许多不可猜透的谜底和恒久的记忆注入瓯江。但我们在西溪两天的走读中，已经寻找到了鸟的天堂、水的故乡、生命的摇篮，这是大自然的恩泽，也是人们情感的归依和生命的寄托。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