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总是从长期埋藏的社会矛盾中汲取养分，依靠民众的一种广泛的共同感受和集体利益发展壮大”
近来热点事件中，网络谣言的频频出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社会转型期多重矛盾交织凸显
当今的社会是一个“社会转型期”，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与各种社会问题频发成为谣言盛行的社会前提。 “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霸气媳妇掀翻桌子”事件背后所反映的的社会问题涉及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城乡差距、地域歧视、恋爱婚姻、生活习俗等具体问题，均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来源：网络截图)
在海口4.30拆迁事件中，“11岁男孩被打死”、“联防队员打人视频拍摄者被抓”等传言均引发了很多人的愤怒情绪，舆情因此变得更加激烈，直到海口官方发表声明宣称此事纯属造谣。类似的影响较大的拆迁事件往往伴随着各种谣言，而这些谣言往往都指向官民对立，其背后则是拆迁利益的严重失衡，社会结构的断裂，尤其是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
2.公众处于弱者地位的信息不对称
在信息对称方面，公众永远都是弱者。一些成为谣言的事项事后都被确证部分甚至全部的真实性，尤其是被政府、专家等宣称是谣言的信息或事件，这些反转的剧情、被定性为谣言的部分真实性无形间强化了网民对谣言的信任和认同。坊间甚至将谣言称为“遥遥领先的预言”。诸如杭州限牌令、房产限购传闻等等均按照“传闻—官方辟谣—政策突袭”的套路逐一上演。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公信力再一次被透支。政府信用的缺失，无益于减少谣言，而政策推进过程中的信息不当，甚至反而可能加剧谣言的传播。有网民认为,“这种病态的社会信息局面之所以会形成，则在于权威的信息机关，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出于既得利益考量，把握信息的核心部门生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以至于不惜以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以至于尾大不掉，骑虎难下。”
3.行业竞争激烈环境下的利益驱动
在网上造谣传谣，在很多情况下也有着切实而强劲的利益驱动。网络推手或者营销公司通过制造、传播谣言将局部问题全局化、个体问题公众化、普通问题政治化等，通过制造看上去强大的民意影响网民对事件的判断，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或者法院判决等。部分媒体在行业竞争激烈的压力下，为了追求更高的点击率、收视率、阅读率等，不惜牺牲新闻真实性甚至故意造谣、传谣而去追求所谓轰动效应；有的甚至炮制虚假新闻来达到吸引眼球、谋取私利等目的。
微博、微信、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把关不严、监管不力。当前，微信朋友圈已成为健康谣言的重灾区，伪科学信息满天飞。造谣者往往利用公众恐惧死亡、疾病的心理来制造噱头，传播错误健康知识。实际上，造谣传谣者背后往往有着很强的商业利益驱使，不少公众号通过造谣文章博取点击率出售广告，甚至直接推销产品。
4.“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社会心理因素
有网民将推动网络谣言传播的社会心态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不确定性的社会心态成为谣言产生和传播的温床；
泛化的弱势心态为网络谣言推波助澜；
从众与责任分散弱化了谣言传播的负罪感；
网络谣言成为个人意念与逆反心态的外化投射；
沉默的螺旋助力了网络谣言的声势；
网络推手成为网络谣言的加工厂和发动机。
这些心理因素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某外资机构做空A股市场”、“计划生育奖助扶持资金”、“微信、支付宝不能交电费了”这样的谣言，因为事关公共利益、公众权益和社会关切，这些谣言往往会被疯狂转发和传播，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焦虑、恐慌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传导作用于社会行为。再如，有关官员、城管等群体的刻板印象普遍存在，这种心理上的偏见会使网民对于这些群体相关的信息进行选择性接受，甚至会对理性分析的声音选择无视。这使得网络上有关这些群体的谣言借助人们的偏见心理得以广泛传播，而这些谣言又反作用于人们原有的偏见心理，加深网民的刻板成见。
本文转自：温州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