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籍纪录片导演金行征：用电影唤醒真实的力量

　　温州网讯 昨天，温籍导演金行征的个人工作室发布了新的拍摄计划，“浙江艺事——非遗系列”将于下月初在温州开机。该计划被评为杭州西湖区“325”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项目，致力于记录手工艺人的生活点滴，再现手工艺传统文化精神。

　　金行征，首位获得德国柏林艺术大学电影专业大师生学位的华人毕业生，其摄制的纪录片《离开》入围第13届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将参加8月22日举行的展映活动；《消失在黎明前》入围第10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将于7月22日首映。

　　在金行征看来，纪录片不能直接解决问题，但能以精神力量，带动更多的人来思考与改变现状。“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际影展把眼光聚集到中国的独立制片人身上，他们希望了解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中国，和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境遇。”

　　两年里，这个乡村小学的学生从31人减到两人

　　金行征的第一个作品《帅军的童年》摄于2010年3月，地点在温州市区半腰桥，讲的是一个叫帅军的五岁男孩。他在旧货收购站里长大，父亲经营旧货，母亲在家绣花。帅军想去幼儿园上学，但他家没钱，交不起学费。

　　“那个脏乱不堪、堆满废品的地方，在高楼的包围下就像隐形了一样，与周围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像理所应当。”金行征每次路过，都被吸引，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孩子的积极乐观——物质的匮乏没有改变孩子的天性。

　　影片中，孩子在破旧的木条上跳跃，脚下的易拉罐和纸板都是他可爱的小伙伴。他跑到没人要的泡沫板上，一躺就像个帝王。脸上的鼻涕、脏兮兮的指甲，一点都不妨碍他。他爬上竹梯四处打量，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这部时长14分钟的纪录短片，很快就受到专业人士的青睐，先后入围2010年第51届捷克布尔诺短片电影节、2011年第15届巴西Forumdoc纪录片电影节竞赛单元。

　　金行征也由此确立了自己以后的拍摄主题：关注人性，通过描述人的生活现状来体察人的心灵。

　　2012年12月，金行征驱车从新昌县城往南，沿着弯曲的山路来到琅珂。这是一个小山村，蜿蜒的石板路边，是石墙木梁的老宅。

　　这个村子是金行征参加山区小学助学活动时发现的。起初，他计划拍学生进城上学的故事。他走进孩子们的家，和孩子们一起玩，一起上学。

　　“离校最远的学生，要早上4点起床做早餐，4点半出发，拿着手电筒步行山路1小时，再坐1小时大巴到学校。而这看似有序的生活背后，是乡间少年的边缘化生长。”

　　金行征将拍摄计划分成几部分，打算每个学期拍一点。然而，到了第二个学期，那些镜头中的学生全走了。

　　这是他事先没料到的。

　　“预设的故事虽然脱了节，我却找到了新的主题——随着计划生育的实施和城镇经济的高速发展，农民纷纷离乡进城打工，很多妈妈生完孩子就走了，或离了婚……农村里呆不住人，都想着离开。我把主题确定为‘离开’，通过记录一个乡村小学在两年内从31个学生骤降到两人的过程，来反映当下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现状。”

　　这部片子，金行征拍了两年，10多个小时的素材，经过6个月的剪辑，成了一部78分钟的纪录片。这部金行征从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获得电影专业大师生学位的毕业作品《离开》，先后入围第13届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第14届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新浪潮竞赛单元、第26届法国马赛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第30届德国弗莱堡国际电影节、2015德国慕尼黑民族电影节、第9届伊朗国际纪录片电影节……

　　法国著名影评人、巴黎第8大学教授嘎布列乐高度评价：《离开》真实地触及到了人的灵魂。

　　“去年，《离开》在日本放映后，一个日本人跑来激动地说，片里的现象与日本山区非常相似，而日本还没有一部这样的片子。”这让金行征意识到，纪录片作为文化沟通的使者，有着多么重要的意义。

　　他甚至觉得，手上的摄像机都比山上干活的人有生命

　　2013年，金行征在杭州西湖区凤凰创意大厦创办了个人工作室——“何乐不为”。

　　“用介入边缘人物的记录形式，来观察中国转型阶段纷繁的现实，何乐不为呢？”金行征说，纵观中国独立纪录片的题材，会发现主角多是边缘人物——范立欣《归途列车》中在深圳打工的一家人；范俭《活着》中的汶川震后家庭；王青仁《博弈》中的村庄拆迁事件……当然，“用什么样的观察和思维方式来叙述，这是需要花心思的。”

　　2014年4月，金行征再次来到新昌县。这次，他去的是石槽村，一个“苟延残喘”的村子。里面住着9个人——7个男人，2个女人，最小的59岁，最大的94岁。7个男人中有5个是光棍。

　　“我在拍《离开》的时候，校长就跟我说，你应该去那里看看。”

　　金行征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呆了1个月，他发现这里没有可炫耀的事迹和神秘的故事，有的只是沉寂和消逝。他甚至觉得，自己手中的BMPC(性能很好的便携式电影摄像机)都比山上干活的人有生命。

　　“在2002年，中国还有360万个自然村落。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锐减至270万个。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落，一天消失250个。”

　　望着倒塌的房屋，金行征发现自己将要讲述的故事的脉络越来越清晰——

　　一位64岁的单身老人梁某，一个人采茶、挖笋、种菜，过着原始、简单的生活。他唯一的同伴是一条公狗，他俩形影不离。然而，当公狗结识了“情人”后，就不愿再留下与他一起孤独了。

　　在这座清贫、枯燥的村庄里，金行征与老人建立起一段友谊。他发现，老人有时是孩子，有时仍是一个有性幻想的男人。他会坐在山头向远方的城市眺望，但却不愿意离开这里。

　　这就是日前入围第十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的《消失在黎明前》，它没有太过强调贫穷，而是通过更宏观的视野，插入安详的自然景象，将老人的生活置于季节轮回，展现他和这个时代的共同迟暮。

　　今年4月，金行征去看望了老梁伯，还在他那里买了几斤茶叶……

　　“当我们面对一个真实的世界，有时连自己都无法置信。这或许就是纪录片的精髓所在。”金行征说。

　　“梦想也许四面楚歌，但总有一群理想主义的斗士”

　　38岁的金行征是温州市区人，有一张黝黑的脸。一件白T、一个渔夫帽，是他日常的装束。

　　如果没有辞职，也许他现在还是绍兴文理学院的摄影老师，有稳定的收入和惬意的寒暑假。可偏偏，他是个容易“变轨”的“天蝎男”。

　　在当老师前，他还做过新华社《暸望》周刊驻杭州站摄影记者、上海电视台《欧洲之夜》栏目摄像。

　　虽然职位不同，但都算是“体制内”的媒体人。成为“体制外”的独立导演，是他没料到的。

　　“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是一场偶遇。”

　　那是2005年1月，宁波国际海报节，金行征遇到了德国平面大师乌韦勒斯——“是我偶像，可我语言不通，打招呼都不敢啊！” “那就学德语，辞职，留学！”

　　三年后，金行征经过一番拼搏，跨进了世界著名艺术学府柏林艺术大学的大门。

　　由于高中在温州曙光高级中学学摄影，大学在浙江工商大学学平面设计，所以他本能地选择熟悉的领域——视觉传达本科专业。但进校没几天，就换了。

　　“我是在偶然的交流中，发现还有‘剧情电影工作室’。虽然一点都不了解，但觉得很有意思。每周二、三看剧情片，周四上纪录片理论课……”

　　当时片子叫《对比》，比较了德国与印度的制瓦方式——一边是冰冷的机器，一边是跳着舞打泥巴，这让金行征对纪录片产生了强烈的好感。

　　“纪录片这种为时代留存影像，审视并再现人类社会各方面，进而产生新认知的功能，是其作为媒介的意义所在。”金行征说。

　　当容易“变轨”的“天蝎男”遇到纪录片，就像找到了定海神针，有了“从一而终”的使命感。在2008年后的7年里，他不再调换学科，而是向着“金字塔尖”迈进。

　　2015年2月，金行征成为柏林艺术大学第一位获得电影专业大师生学位的华人学生。大师生是德国艺术类最高学位，属于艺术实践博士。通常一个教授每学期只招两名。金行征的导师，是德国文艺片导演代表人物托马斯·阿斯兰。

　　这些年来，一部部有分量的纪录片的出炉，让金行征在业内声名鹊起。然而，38岁还单身的他，难免成为家里人的众矢之的——“好歹是‘海龟’，工作不赚钱就算了，到现在还不结婚！”

　　“个人问题是缘分未到，至于工作，它吃不饱但饿不死。”

　　在朋友圈，金行征无奈写下：5位数的成本，4位数的版权，这就是纪录片的现状。

　　“现在国内的独立导演很多，纪录片产量也很大，但很难在正规的场所或平台放映。一方面是内容审核得比较严，另一方面是其本身带有的社会性调查影像让人觉得枯燥，没有娱乐性。”

　　在金行征看来，做纪录片导演，的确是“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但它是一个自由的、有社会存在感的职业。

　　和其他导演一样，金行征学会了灵活地生发电影——拍企业宣传片，做平面设计，以此来贴补理想。

　　谈及即将开机的“浙江艺事”，金行征说：“我们将以温州非遗为起点，打造手工艺人的纪实电影。”他认为，手工艺人是急需拯救的一批边缘人物。

　　“下月初，我们会在永嘉应界坑村开机，那里将举行7天的乱弹文化节，这是拍摄重点。另外，村里还有几个戏团在浙江一带长期演出，戏团成员人人自带衣被与大米，住在戏台里，过着清贫而执着的演艺生活，我们会根据故事深入挖掘。除了乱弹，我们还会拍摄《瑞安木活字印刷》《瓯菜》《龙舟》等，希望让更多的人关注手工艺人。”

　　在金行征眼里，纪录片并不是一把能够直接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而是如日本导演小川绅介所认为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靠真实纪录的眼光和勇气建立起来的力量，来带动更多的人思考和改变现状。

　　而他本人，正是被这样的动力所驱使，“梦想也许四面楚歌，但总有一群理想主义的斗士，在昂扬的人生曲线里，倔头倔脑，酣畅淋漓……”

　　本版图片由金行征本人提供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