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古人日记里藏着的“朋友圈”

温州网 2017-02-15 09:46:00
私家历史之渊薮,日记文献之大宗。新年初,由温州市图书馆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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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宽日记手稿。

《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书影。

  温州网讯 私家历史之渊薮,日记文献之大宗。新年初,由温州市图书馆编、中华书局出版的《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在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亮相了。该丛刊为影印本,有底本310册,约800万言。每套合订60册,定价26000元。

  丛刊以温图馆藏为基础,将其中可以辨识、释读的日记文献全部搜罗,收入了29家上百种日记,时间跨度从清道光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相当,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各方面。其中,既有《厚庄日记》《杜隐园日记》这样堪比晚清“四大日记”之体量巨大者,篇幅有限者也不乏孙衣言、孙锵鸣、黄体芳、徐树铮等近世政坛、学林名家之笔墨。书中不仅将日记文献之原本原貌黑白影印,更着意保留其中的眉批、夹批、签条、照片等。

  丛刊主编、温图研究馆员卢礼阳介绍,此次出版让学术界期待已久,系对馆藏日记首次系统全面整理出版,是继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之后温州历史文献整理的又一重大收获,不仅有助于梳理地方历史的脉络,即对研究近、现代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社会变迁,也有积极意义。

  书中收录的日记文献,属于第一手资料,九成以上为稿本,少数钞本亦系孤本,具有无可替代的极高价值。中华书局责任编辑张玉亮认为,丛刊将为同类文献档案之整理提供参考,为近代史研究特别是地方文化史、社会生活史集中提供宝贵史料。

  “一百多年前,温州读书人就对新知尤为渴求”

民国十七(1928)年三月,王理孚师友等共十人在鳌江成立诗社。1937年三月“戊社”十周年纪念合影,乡贤耆宿雅聚鳌江王宅。前排右起:黄梅僧、刘绍宽、周幼康、陈筱土宅、鲍铭书、王冶青;后排右起:王理孚、苏达夫、夏克庵、陈子琳、毛树青、姜啸樵。 蔡启东 供稿

  “日记作者虽多数为温州地方士绅,但他们的活动及见闻却远远超出温州的范围。”让卢礼阳印象深刻的是,一百多年前,温州士人就对新知尤为渴求。

  当时,浓郁的新学氛围和温州—宁波—上海间海轮开通的便利条件让不少读书人都爱读和常读来自上海的书报。孙诒让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起就开始订阅《申报》和《万国公报》。瑞安学者张棡的阅报记录可追溯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这一年中他明确记载读《申报》的次数有28次。

  或许是因为身处东南一隅,较之大城市的读书人,他们的新书报获取相对不易,因此阅读极其充分。像孙诒让会“用朱笔略加圈点,又间有墨笔笺语,书于各册中”,更规定自己“每日上午专作阅览新书及报刊文字时间”。张棡除了自己读,还常将报纸借给友人,并对旧报文章分门别类,编订他自创的日报汇编和类编,再时不时取出翻阅。1902年,他还联合多位友朋对《新闻报》《同文沪报》作了一个多月裁订汇编的“奋战”。

  在阅报中,温州学人关心的不仅只有科考讯息,更多的是国家和世界大事。他们在日记中都不约而同谈到对甲午惨败、戊戌政局、辛丑之变、清廷新政等“国之巨变”的感悟。此外,还寻觅到更多读书指南。张棡提及:“阅《中外日报》近日告白所登沪上书报,美不胜收,兹略摘其最佳者数种于左,以便按图索骥也。”他按图索骥了哪些呢?有《政艺通报》《富强丛书》《牖蒙丛编》《新撰东西洋年表》《西史纲目》……

  不难发现,张棡对西人、西事、西物抱有浓厚兴趣。他看《西史纲目》时评论,是“近日讲时务者,不可不备之书也”,见到地球仪等洋器,他认为“阅之颇精妙”。

  在兴趣和好奇之外,地方学人更多地产生了中国是否能融入和屹立于世界的焦虑。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孙诒让闻而感愤,力倡救国之论,希望能选俊才出国游学,学习洋务。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瞿骏曾以张棡等人日记,初步研究了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他认为,清末科举虽废,但地方读书人的“天下士”理想却仍有余绪。依靠新书报,他们能超越自己所在的地域,与外界交流沟通。这种对外认知冲击改变着思想观念,并重塑了地方读书人之间交往聚合的方式。“乐倡新学、爱读新书报者结合在一起,成为有力量影响地方社会的新学社群。”

  在张棡日记中的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廿六日(1902年6月2日)那一天,瑞安新学社群等来了盼望多时的招商局海轮,正和信局的王永增带着新书报从上海回来了。他捎来了《新民丛报》第三、五、六、七号,《政艺通报》第六号和四月份的《中外日报》。这让张棡“欣慰之至”!当天下午同属新学社群的余崧舫、项纫秋等一众人闻讯跑到张家,“均赞叹不置”。

  类似这样的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的情形在日记中屡屡出现。同年五月十二日(6月17日),张棡内兄林骏家的工人又依常例给他送来了《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和《同文沪报》,附带还有林骏一封信。张棡立即写了三封信:一封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洋四元,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的石品南。此银楼除了卖首饰外,还是新书报的代办处与销售地。张棡等每次上城,银楼就成了地方新学中人的重要聚集地。

  这样的交易点、聚集地还有很多,比如莘塍邮局、温州城区招贤巷口华英药房等。它们如同一个个文化小驿站,为温州知识分子搭建了虽在小城镇却能跨府厅州县、跨省乃至跨国交流的文化桥梁。

  “温州士绅对地方发展做出了贡献”

  古代社会里,一个读书人只要获得秀才(即生员,有资格参加乡试)的身份,就可出来做事。还有在外官员,赋闲回乡后,也会介入地方事务。他们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士绅阶层。“回乡的人倘若曾身居要职,那就非同一般,当地的长官对他们礼敬得很,有时言听计从,以共同维持一方安宁。”参与整理刘绍宽《厚庄日记》的地方文史学者陈盛奖告诉记者,温州士绅对地方各项事业发展起到了极大作用。

  在晚清、民国时期,平阳县最大的绅士是陈筱垞,他是著名学者吴承志的学生。吴来平阳任训导,几乎是由筱垞“罩”着他。在吴逝世后,一切后事也都由他经理,如数量不少而又极佳的藏书、吴撰的县志稿,都由他接管。1915年,文史学家刘绍宽开始编纂《平阳县志》,“夜陈少文承绂来,言吴祁甫师县志稿如得赠束脩,可以取出。”最终不知与筱垞达成了何等协议,使他可充分运用前人成果,为保存地方文献作出了各自贡献。

  筱垞的父亲陈际中,原署桐庐县教谕,回乡后任龙湖书院山长,热心于办理乡里文化、教育、慈善等公益之事。时任知县汤肇熙称其“学博端正,负乡望”,故任“董事”,负责劝募资金,发动仁人贤士集资建造城南文明塔,以盛文风。筱垞也承父之志,筹办平阳济婴局及社仓、渔团、保甲等。后来,新县令到任,都得先到他家拜谒,为的是在施政上能得到支持与帮助。而每年正月过年,到筱垞家拜年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各种礼物收了一稻桶,其中很多都是他为人排难解纷而收受的。刘绍宽在日记中写道:“平理争讼,门庭踵接,咸帖然受成以去”。

  但筱垞也有办不成的事,如办县城蒙学堂,这非他一人说了算,因为“董事长”还是衙门里的县老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李世众在《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说:“士绅参与的大量公共事务事实上是由官府主持的……地方士绅的公共作为只有在地方官的赞同(至少是默许)的情况下,才是合法的、正当的,他们在地方事务上的自主性极其有限。”

  晚清最后一位朴学大学孙诒让也是一位大绅士,他并非于玉海楼中足不出户,而是时刻关心时局,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如1905年创设温处学务分处(后改称温处学务总汇处),他任总理,管理温州、处州两府的教育事务,为温州教育现代化立下汗马功劳。

  还有刘绍宽本人,他学识渊博,名望很高,是深受乡民爱戴的仲裁者、调解员,宗族、房产、土地、婚姻诸多纠葛的化解,他都乐于参与其中。一件事的起因到最后处理结果,都在日记中作了详细记载。如乡下人来县城请他帮忙,免不了喋喋不休,他有时会不耐烦起来,事后在日记中又自责。1936年,刘绍宽住温州时,永嘉县长徐用调任平阳新县长,徐还没到平阳,就先到他家拜访,他也到东瓯旅馆回拜。

  “那个大时代里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的观感体验是什么样”

孙宣日记原稿。

  此次出版,经费不需地方财政支持,全部由出版社筹集解决。张玉亮告诉记者,这是一种文化担当。同时,温州市图书馆还选择分量较重、价值较高的若干家,约请温州大学、平阳县地方志办公室、温州博物馆、图书馆、原作者家属等学术界同仁标点整理,刘绍宽厚庄日记(五册)、符璋蠡佣日记(三册)、林骏颇宜茨室日记(上下册)等三部十册预计今年上半年出版。

  由于日记文献的保存情况、笔迹书体、开本形制等差异巨大,使得整理工作颇为不易,整个编纂出版过程足足耗费3年半。卢礼阳曾在微博中晒出张棡日记的一份校样,光是一面(两页)就修改多达40处,“要依底本逐一恢复,头昏眼花,这是对耐力的考验”。

  既是考验也是体验。陈盛奖说,从日记中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文人的风骨,看他们如何读书交友,能让我们更好地接上传统文脉,“日记这一资源实在值得今人不断去挖掘!”整理符璋日记的温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陈光熙感言,看古人日记不仅有趣,更对今人有所裨益。“符璋虽然清贫,卖文维持生活,但仍不废读书,现代人何不向他学习呢?”

  江西人符璋,长期寓居温州,曾任温处道署文案、民国《平阳县志》总纂等职。他嗜书如命,一生手不离卷,读书之多,当时温州推为第一。买书也是舟车所至,每到一地,必光顾书店。可又因阮囊羞涩,不但无法多买,连到手的也忍痛割爱。好在后来有了图书馆,常常一次就向籀园借上百本书,是“借书状元”。一代词宗夏承焘曾回忆说“温州读书之博无过先生者”,因此日记中有关书籍的评论介绍以及版本收藏内容俯拾即是。

  不仅如此,符璋日记可谓包罗万象。其行文简洁,除了天气情况、收发函件等流水账外,还保存了大量社会历史资料。其中记载的家事,有生老病死,子女上学、就业婚嫁等。交友聚会及公事国事天下事也均有涉及。另外,日记存有大量经济资料,如物价,1909年虫草每两八百文,1922年赵撝叔画一幅二十元,1927年青石端砚一方十五元。

  同样,瑞安士人林骏留下的日记也颇为丰富,且文笔淡雅隽永富有情感,读后使人回味无穷。他记下了日食、月食的具体时间,记下了瑞安的许多民俗,记下了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五(1904年11月11日):偕叶云村、李友樵往铁井栏街同昌照相局拍照。这或许是目前有关温州摄影事业初创时期的一条较早的史实记载。

  日记中还提及多次观戏。比如提到的戏班就有三连升班、喜春花班、聚昌班、老日绣班、新日绣班、同福班、品玉班……观看过的剧目就有《黄金印》《薛仁贵父子鏖战白虎关》《双鸳鸯》《杨延昭赴西辽取宝刀》《绣襦记》《屠狗记》等30多种。他还写下观剧有感,记述《杀狗记》的人物与故事,这与现在看到的版本有许多不同。这些记载,对研究戏曲史非常有价值。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刘水云等就曾以张棡日记研究温州地方戏剧史。“这是一部令人震撼的非常重要的文献,我们以为从晚清到民国,戏剧已渐渐衰落,没想到在地方却那么兴盛,有那么多戏种戏目,这完全颠覆了我们对中国戏剧史的认知。”

  实际上,温图的馆藏日记只有一小部分被后人研究过,出了几篇论文。任职于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80后复旦博士生徐佳贵以林骏日记为例考察了一个普通地方士子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活动。“作为一个逝去之人,他的音容笑貌能在你的脑海中浮现,这是相当愉悦的体验。”在他看来,普通读者与专家学者的阅读感在本质上大致相同,都是通过文本去看那个大时代里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他们的观感体验是什么样。

  来源:温州日报

  记者:王民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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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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