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体制外选手成为全运冠军——社会力量办体育的“温州样本”之二

　　去年9月，在天津全运会平衡木比赛中，15岁的黎琪“替补”夺冠，成为温州体操第一个全运会冠军。温州体育运动学校副校长卢峰和心桥幼教集团董事长徐炳兴倍感振奋，两人十年前顶着争议开始的合作，在竞技体育的标尺上留下了标志性的刻度。

　　温州全市有八家公办少体校，很长一段时间，所有竞技体育基层人才都从这里起步。而现在，精英运动员的起点已扩展到公办少体校院墙之外。全运会浙江省奖牌运动员中，有三人一队共七人出自温州的社会机构或社会与体育系统合作的训练机构。

　　2017年，共有24个社会力量参与或主导的训练机构成为温州市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初步形成了体育系统、学校、社会三方融合培养体系。市级财政当年安排青少年训练竞赛经费总计4200多万元，其中用于社会布点基地的经费超过36%。

　　扩张的塔基

　　十年前，卢峰顶着巨大的压力，决定把体校的体操房拿出来与企业合作。即便是在敢于制度创新的温州，也还是有人认为这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但卢峰坚持做，“否则这个项目只能砍掉了”。

　　温州市体操队当时正经历人荒，“训练要从幼儿园开始，根本招不到人”，教练也缺编。而心桥幼教集团正发展体操特色，有生源缺场地。于是双方商定，体校免费提供体操房和器材，负责日常维护；幼教集团负责招生，把教练团队补齐，并承担省运会的金牌任务。双方一拍即合，各自的困局迎刃而解。现在，俱乐部有150多个从幼儿园到小学的孩子，体操房每天满满当当；教练团队20多人，体校编制和外聘各一半。体操一跃成为温州在省运会上的拳头项目，也成为心桥幼教的一大品牌。

　　与体操不同，游泳在水网密布的温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温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曹征宇说，原来两三个体校选材面太窄，从2013年开始采取布点模式，已经在三个辖区和一个郊县的俱乐部和学校设了8个基地，就近训练，不耽误学习。短短几年，这些训练点的苗子已有不少在市级比赛中脱颖而出，达到了直送省队的水平。

　　原温州市冬泳协会主席许德道经营一家不锈钢管企业，随着城市改造，企业外迁，他把闲置的厂房改造成游泳馆。为了支持这个布点基地，体育局把退役的温州籍亚运会冠军吕志武派到这里担任总教练并以他命名俱乐部，此外每年发放25万元补贴。

　　许德道坦言，资金补贴固然重要，相比之下训练基地更是一块响亮的招牌，知名运动员则是巨大的无形资产，这是对民营机构强有力的支持和鼓励。

　　羽毛球同样普及程度高，民间力量涉足少儿培训更早。从温州苍南人赵兴华的俱乐部走出来的学员已经进入国家队、国家二队。1999年从上海体院网羽专业毕业后，赵兴华回到家乡开球馆、组协会、成立俱乐部、开办少儿培训中心，从三五个邻居朋友的孩子发展到现在遍及温州、宁波和福建宁德的16个培训点，迄今共有约两万余人次参与少儿培训，在训学员近千人。40余人的教练团队全部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地方体育部门则给予场租优惠、培训补助等方面的支持。

　　“过去讲到举国体制，首先想到‘专业队’。”赵兴华说，“我认为，社会力量进入竞技体育是一种有益的探索，是对举国体制的补充、完善和延伸。”

　　马术运动在浙江和全国很多地方都是从一开始就独立于体育系统之外的。省队市办、市队企业办是很多省份的发展模式。生产摩托车起家的张锋成立了凯易路马术俱乐部，从建马场、买马到组队、训练一手全包。俱乐部队已代表浙江队获得连续三届全运会盛装舞步团体赛季军。和张锋的投入相比，政府部门的补贴更多只是象征意义，但张锋同样看重省队和本市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的牌子，有意引进国外训练体系，拓展青少年培训，同时兼顾休闲产业。

　　在24个布点单位中，有一半是全日制普通学校，项目包括游泳、射击、自行车、足球、排球、地掷球。这些项目大都列入校本课程，结合教学进行普及和选材。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工科商科类高职院校，用普通在校生培养出了世界顶尖的地掷球队伍。从2001年引进地掷球，到2006年承办世界锦标赛并首次夺冠，至今已拿到14个世界冠军。把体育运动与人格教育、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体现特色，学校也在不到20年的转型发展中，从一两千名学生增加到目前近万人的规模。

　　成本的难题

　　如今很多家长对过去的专业少体校多少有点望而生畏：一是过早离开家庭不利于儿童身心成长，二是基础教育阶段重竞技轻文化，造成学生整体文化素养偏低，长远发展受限。曹征宇坦言，家长对于送孩子到少体校普遍有顾虑，而体育部门需要扩大选材范围，温州财政又不宽裕，因此需要借助系统外的力量拓展人才库。

　　通过供场地、授牌子、派教练、给补贴等办法，温州市调动、聚合了一批民间力量。然而，大多数民营训练机构在经营上尚未完成自我“造血”，更多依靠爱好、情怀和惯性驱动。

　　对民间体育培训机构来说，场馆设施往往是最大的一笔投资。许德道拥有自有使用权的土地和厂房，节省了最重头开支。但是在游泳馆日常经营基本平衡的状态下，改造厂房的600万元还是像“泼出去的水”。不难想象，如果“白手起家”，回本绝非易事。

　　温州市体育局局长张志宏坦言，场地是硬件方面最大的困难，政府部门正在想办法降低社会力量的一次性投资成本。最近出台的《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社会力量办体育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拟定，到2020年，全市80%以上的公办体育场馆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同时，要求各县(市、区)统筹安排一定比例的拆后用地、低效用地，制定具体管理办法，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提供给有意投身体育的社会机构。

　　日常运转方面，公共事业费和教练聘用是重头开销。被授予后备人才基地的游泳馆必须四季开放，并保证较高的水温。据介绍，许德道的俱乐部水温烧高一度需要3000元，冬季池子空下来就要盖上“被子”，“能省一点是一点”。按照国家政策，体育场馆用水用电价格一般“不高于”工业标准。但许德道表示，工业标准对游泳馆来说还是会造成沉重负担。

　　在教练人才方面，社会机构都舍得投入。除了派遣编制内的高水平教练之外，温州市计划建立退役运动员转岗培训基地，鼓励他们在民办训练机构创业就业，在各方面待遇上享受公办单位的同等政策。

　　张志宏表示，作为试点，国家有政策的要落实好，没有明文规定的可以灵活一点，做些改革探索，尽量给民间资本创造能取得效益的外部条件。

　　“造血”的“梗阻”

　　在民办机构看来，人才注册的制度壁垒是“造血”链条上的关键“梗阻点”。而这个难题需要国家层面推动改革才能破解。

　　徐炳兴和赵兴华都表示，他们培养的苗子虽然可以直送省队，但一方面省市专业队容量有限，另一方面目前的注册制度下运动员省际流通不畅，导致培养的基础大了，但人才通道仍然较窄，从而限制了俱乐部的生机。

　　按照目前绝大多数奥运项目的注册规则，一名运动员在首次注册到一个省级单位后就不能改换注册单位，或者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休赛。徐炳兴说，对于运动生命较短的体操项目来说，这意味着运动员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达不到本省顶尖，那么基本就废了。赵兴华认为，从国家层面来说，这是巨大的人才浪费。

　　同时，国家级专业赛事体系以省区市为报名单位，民间机构的学员除非被纳入专业体系，否则就无法参赛。赵兴华表示，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是俱乐部的重要目标，而衡量高水平运动员要通过高水平的竞技比赛来检验。自己的俱乐部向国家队、浙江省队、福建省队、厦门市体工队、武汉市体工队都输送了学员，但要真正激活民间俱乐部，就要有更开放的赛事和人才流动平台。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承认，目前我国的竞技体育人才培养已经开始多元化，而人才的使用仍然局限在“基层体校-省队-国家队”的三级训练网络中，因此迫切需要改革人才使用机制。尽管目前真正能挑战专业选手的民间选手还不多，但随着体育系统资源的进一步开放，以及民间培训力量的壮大，改革注册、选拔体系的要求将会越来越迫切。

　　2017年12月初，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联合制订并印发了《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明了改革的大方向。不过，破除人才壁垒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与单项运动协会的改革相匹配，也需要打通教育和体育两个系统。在此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制度性障碍有待革除。

　　新华社记者沈楠、许基仁、夏亮、张寒、韦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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