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萍，27岁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
50年前4月的一天，一辆轿车行驶在成都至宜宾的公路上，车里坐着前往宜宾视察工作的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开国元帅彭德怀。当他得知车已驶入自贡境内时，急令停车。眼前，沱江蜿蜒流淌，丘陵起伏绵延。彭德怀感慨万千：“真是人杰地灵啊！30多年前，我有一位亲密战友，就是这里的人，可惜他早已在长征途中牺牲了。”语罢，沉默良久。彭德怀所说之人，正是鲜为人知的在长征中牺牲的红军最高将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自1927年两人结识，他们并肩战斗7年之久。
在距离成都市区约200公里路程的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一处地势较高的丘陵上，邓萍故居被郁郁葱葱的树林掩映着。邓萍雕像矗立在院子正前方，身后的房子是他的事迹陈列馆。当地政府的工作人员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邓萍去世较早，如今已没有亲人健在，纪念馆也是在2011年建起来的，清明节会有各界人士来这里祭扫”。而在离邓萍故居几分钟路程处，就是《红岩》主人公江姐的故居。“我们是红色之乡”，工作人员自豪地说。
组织彭德怀入党宣誓仪式
自贡境内有大量自流井，盛产井盐，素有“千年盐都”之称。原名邓少章的邓萍，1908年出生于此。
当地村民告诉记者，邓萍幼年时过继给做盐工的叔父家，曾在本村读观音阁私塾数年，学业过人。虽然如今留下的照片中，邓萍都是一副瘦弱的身躯，但据村民介绍，他自幼胆大，颇好打抱不平。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在自贡盐场激起了空前的反帝斗争怒潮。1922年，邓萍在家乡聆听了在川南教书的著名革命家恽代英的演讲，深受鼓舞，之后多次投身学生运动。
“1926年，刚满18岁的邓萍背着家里人，跑到数千里外的武汉，考进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熟悉邓萍的一位乡邻告诉记者。邓萍在那里见到了久违的、已在该校担任政治总教官的恽代英。学习期间，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4月，武汉革命政府组织主力军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鄂军师长夏斗寅趁武汉空虚，率叛军进攻武汉。武汉军分校学生在叶挺及其独立团的领导下，于武昌附近击退夏斗寅叛军的进攻。在这些战斗中，邓萍机智勇敢，初露才华。
当年12月，邓萍受党的派遣，来到湖南南县，在彭德怀担任团长的国民党湖南陆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做兵运工作。邓萍了解到，时年30岁的彭德怀早在北伐时期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几个月前，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彭德怀义愤之下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邓萍此行的目的，就是负责团部党的工作，代表党组织在思想政治上关心帮助彭德怀，促使一团今后成为一支革命生力军。
邓萍到来后，彭德怀很高兴地把他安插在团部作副官，以便就近请教和商议。邓萍与彭德怀多年的革命友谊就此开启。
在彭德怀配合下，邓萍积极地在一团开展革命活动。他在士兵中秘密组织阅读进步书刊，向官兵讲解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内外形势，用反动派残杀工农、克扣军饷等事实，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
1928年的一天，上级秘密派人来通知邓萍：中共湖南省委已批准彭德怀入党。邓萍当晚便组织了彭德怀的入党宣誓仪式。作为监誓人，邓萍亲手绘制了马克思、恩格斯像。这时，独立一团已有了8名党员，正式成立了团党委，由彭德怀任书记。邓萍提出：以后上级来人，先由自己接应，辨别后，向彭德怀引见，以避免团长暴露身份，增添危险。邓萍的意见也让彭德怀看到了他考虑问题的周到细致。
“比我这个讲武堂出来的丘八强多了”
四川党史办研究员宋健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说，当时为适应武装斗争形势，上级指示独立一团党委尽快策划举行起义。1928年7月17日晚，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滕代远来到平江，与彭德怀、邓萍商定，起义定在7月22日。
18日夜，3人研究了起义的军事部署，邓萍对着军事地图说：“平江县城内除警察、民团外，再无其他兵力，我们放一个营绰绰有余，但出县城100公里，就驻有敌人正规军一个团，这是对起义最大的威胁。因此，我建议在起义开始前派小股部队占领电报局，截断电报、电话，避免敌人向外面呼救。在离城30公里援敌必经的两个方向分别部署一个营的兵力，并将城内这个营的重机枪、迫击炮全部调配给他们。明天即可以训练为名将部队开赴目标。同时，工兵连在援敌必经的两座大桥上预埋好炸药，这样就可断绝敌外援之路，确保城里举事成功。”
听完邓萍分析，彭德怀不由连连称叹：“邓萍同志不愧是黄埔出身，比我这个讲武堂出来的丘八强多了!”
经过严密筹划，7月22日下午，邓萍和起义官兵一道分别向预定的目标发起进攻。不到一个半小时，便将全城反动武装肃清。
起义胜利后，士兵委员会在团部召开会议，选出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任红五军参谋长。同时，成立了由邓萍、彭德怀、滕代远等组成的中共红五军委员会，邓萍任书记。此时，邓萍年仅20岁。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红五军向南冲破敌人包围，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合。从此，红五军与红四军一起，投入了保卫井冈山，建设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
“黄埔”与“红埔”
1930年6月，根据中央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在湘赣边区活动的红军第五、第八军团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军团长，22岁的邓萍任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军长。同年7月，邓萍协助彭德怀指挥攻打长沙的战斗。红军胜利占领了长沙后，他被任命为长沙市警备司令。邓萍履职后，立即发出布告，惩治反革命分子，市镇秩序井然，贫苦人民热烈拥护。
两年后，红三军团与红七军团的十九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东方军”，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邓萍为参谋长，东出福建，连拔清流、归化、将乐、顺昌、连城五城，扩大了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2月，再次入闽击溃国民党军队8个团，俘获6000余人。
宋健介绍说，在残酷的根据地斗争中，红军指战员伤亡很大。1931年10月，在井冈山，红军总部通知时任红五军军长兼红五军随营学校教育长邓萍和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报到。
毛泽东握着两人的手说：“猜猜这次请你们来有什么要事？”邓萍说：“我们两个军的训练和整顿的事？”毛泽东却说:“今天是专门‘撤’你们两个军长职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们又有重任。”
毛泽东接着说：北伐时期，国民党有个“黄埔”，我们现在要办一个“红埔”。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虽有人民的支持和参加，但为战胜敌人，也需要办校、治军，学习战略、战术，培养自己的建军人才。
当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邓萍兼任该校副总队长和教育长。从1931年秋到1933年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共办了6期，培训了10000多名军政干部，极大地增强了红军干部队伍的建设。
被通信兵暴露目标
1933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邓萍协助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指战员担任右路前卫，负责掩护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实施转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地位后，毛泽东指挥红军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转战在黔北、川南一带。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派4个团的兵力抢先占领娄山关，妄图阻挡红军回师遵义。
为红军重占遵义打开北上道路的任务，又落到久经战火锻炼的红三军团身上。2月27日，红三军团把敌军追到遵义城下，接着一鼓作气抢占了新城。为了迅速拿下遵义老城，邓萍冒着危险，率十一团政委张爱萍等到城北门外，隐蔽在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观察敌人的守城部署。
之后的故事，被记录在后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回忆文章《第二次占领遵义》中，文章写于邓萍牺牲一周年后。
当时，张爱萍和团参谋长蓝国清，陪同邓萍抵近敌前沿，三人隐蔽在距护城河50米远一个小土坡的草丛里，他们要寻找一条便于部队向前运动的路线，以便夜幕降临时发起总攻。按作战条令，这个距离比一线步兵班的冲击发起阵地还要靠前，太危险了。张爱萍回忆：“军团的命令是，一定要在第二天拂晓前拿下遵义，因为天亮敌人增援的部队就可能赶到。”
也许是担心停留时间过长，蓝国清曾建议转移，邓萍没有同意，说这里便于观察。这时，一个小通信员从后面摸上来报告情况，邓萍交代了一句，那个小战士就趁着薄暮飞身跑回。但这一下，运动的小通讯员把他们3个人给暴露了。那样近的距离，敌人一排子枪弹扫过来，惨剧就发生了。张爱萍后来回忆说：“那是九响棒棒(一种步枪，俗称九响枪)，从他前额打进，后脑壳出来，血溅了我一身……”邓萍牺牲时，年仅27岁。
事后，张爱萍在电话里向彭德怀报告邓萍牺牲的情况，彭德怀悲痛欲绝，“他在电话里就骂开了，说你们这些猪狗养的，都给我去死光好了！”
1957年夏，在中央军委和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关怀下，当地政府在遵义老城找到邓萍的遗骸。随后迁葬在青松覆盖、绿水环绕的凤凰山下，供后人缅怀。
在邓萍牺牲后，张爱萍曾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挽诗：“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焰。围剿粉碎苦运筹，长江转战肩重担。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这，也正可为邓萍短暂而辉煌的一生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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