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说真话 做诤友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余源培

　　新中国诞生后·发愤

　　新中国诞生时，我正在读小学，但已朦胧感受到国家命运的巨大改变。1956年中学结业时，复旦大学哲学系筹建，我成了第一届本科生。当时，班上绝大部分都是调干生，我属小弟弟，一心发愤学习。

　　毕业后，我留在复旦大学哲学系任教。“文革”中，我受到了错误批判。1976年，听到“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我高兴极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振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在拨乱反正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也为之振奋，努力做一名新时期合格的哲学工作者。

　　在教学和科研中，我逐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功能有了深刻认识，这就是：“主义真”——确立正确的政治信仰；“品德正”——培养良好的个人和社会品德；“方法对”——掌握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无论是教书育人，还是著书立说，我都努力体现这种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先后担任两届区政协委员、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这不仅给了我参政议政的舞台，也让我能够充分发挥哲学的优势。我觉得，责任感是参政议政最重要的精神动力。

　　在上海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我曾就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的问题发表了看法，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是“物”，社会发展的中心是“人”；社会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经济发展应当为社会发展服务。这一观点以及之后的很多建议都受到了政府重视。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