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报业协会副会长徐峻 | 温州模式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市场改革实践的最早突破者

2019-09-18 18: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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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龙港撤镇设市获批,实现“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向“中国第一个镇改市”的精彩蜕变。我们媒体这次走进温州,这则新闻仍充满着滚烫的热度。市委书记在接受集体采访时,仍是用很大的篇幅讲述这个故事。

  龙港1984年从一个小鱼村建镇,由农民拿着一沓沓钱宣布自己来造一座城市。四位干部振臂一呼,谁出钱,谁建房,谁进城。几千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城里人和居民户籍对农民天大的吸引力,不是今天的人们可以理解的。跳出农门成为城市居民,是那个年代的“中国梦”。

  但有梦想没有实力是虚幻的。为什么全国之大,农民城只有在温州、在龙港这个地方出现。一切缘于这里的一部分农民已经富起来了,这里的民营企业发展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这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已经有坚实的基础。内在的一个逻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农民,自己拿出钱来造房变成城市居民。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但在80年代初期却是破天荒的一个大新闻。

  一切都是水到渠成。19841231日,首批登记建房交款的最后一天,一包包现金在简陋的镇政府“欢迎农民进城办公室”里堆成小山,原本认为千难万难的“造城”变得势不可挡。

   35年走来,龙港人口从5000多激增至38.2万,面积从5.2平方公里扩大至183.99平方公里。2018年,龙港地区生产总值299.5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7.86万元,城镇化率达63.2%。这里记录着温州模式的发展整个过程,见证了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更是市场经济从突破到发展的一个缩影。

  1985年的某天,笔者慕名前往这座还是刚刚起步的农民城。记得在建造的房屋现场与几位集资造房的农民聊过天,也听过当时的核心人物陈书记的介绍。记忆中只留有一条杂乱热闹的小街和正在建造的一排排房屋的模糊印象。刚刚而立之年的笔者,在当时的小街上曾来回走过几趟,不曾想到今日会成长为一个县级城市。

  回望来路,笔者认为作为新闻记录,龙港市设立标志着农民造城建市新闻报道的完美结束。但作为理论探索却不能由此收笔,它所蕴含的理论价值,尚需好好挖掘。

  龙港这座城市起码在初期和后面很长的时间里,是由农民为主体而不是由政府为主导,建造起来的一个县级城市。它恰恰贯穿着“温州模式”从发源至今日的整个过程。“温州模式”的价值高地有待再认识,“温州模式”不会成为一个过去式的符号,“温州模式”对新时代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的赋能作用。

  温州模式的最大价值贡献,不仅是为温州创造的财富,是重新开启民营经济发展先河,更是作为市场改革实践的最早突破者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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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

  建国后到1979年,30年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一统的国有、集体经济的公有经济体制。民营经济和个私经济几乎是忽略不计。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40年前的那场改革,尽管当初并没有什么称呼,其实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改革。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如果说安徽小岗村大包干,是农村改革的第一启动点,那么温州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第一人”,或者叫最早突破者。

  大包干是从农业生产方式上撕开一个突破口,让农业经济从集体化向家庭经营为主的市场化转变。

  但大包干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可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突破,首先是在工业经济体制上的突破,其次是民营企业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域里成规模的成长起来,再是专业市场得到形成和发展。三个要素同时出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才能说突破。

  一直来在温州就有家庭企业和个体户的存在,在某些历史时期还显得比较活跃。这是温州人多地少实情决定的,是温州一直来有兼营家庭手工业或外出经商做手艺的传统所决定的。即使在计划经济和公有经济“铁桶”般的体制之下,温州当年的所谓“资本主义尾巴”也从来没有“割清”过。

  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开始兴起时,“有点雨露就能滋润、有点阳光就能灿烂”的温州,以家庭工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专业化市场就如星罗棋布般的发展,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

  1980年温州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在80年代初期的两年,笔者作为省委宣传部的年轻人,几次出差去温州,就对这里的家庭工厂和马路市场印象深刻,对琳琅满目的小商品充满着新奇。每次都会带回一些打火机、皮带皮革之类的小商品。

  尽管发展过程中几度遭遇打击,即使在1982年乐清柳市镇八位能人因销售螺丝、线圈、五金件等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有的被收审关押,有的“畏罪”潜逃,罪名是“投机倒把”“非法经营”等。这一轰动全国的“八大王事件”,也不能阻挡后来的柳市全球最大低压电气生产基地的形成,不能阻止正泰、德力西等知名品牌的打造。在八十年代初期,温州家庭工厂和专业市场就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如何压制和打击也不可能再退回去了。

  家庭工厂和专业市场在整个温州出现,标志着“温州模式”的关键内核已经形成。温州模式的最大贡献是,开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第一人”,也就是最早的突破者。

  1984年龙港农民城的出现并非偶然。经过5年的改革发展,此时温州民营企业可以说是全区域的主要经济形态,家庭工厂是“家家点火、村村冒烟”;专业市场已经布满全区域乡村,在后二年笔者还专程跑完温州有名的“十大市场”;“万元户”的农民在温州已经不是一个少数的群体,他们已经安捺不住改变农民身份的迫切心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然取得重大突破,温州模式已经破蚕而出。龙港农民城就是在这一切的条件具备和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温州模式形成的一个自然硕果。 3 温州模式开创了改革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温州模式对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起到的是奠基人的作用。

  在那个年代,“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成为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两种主要模式。前者代表的是民营企业,后者是产权不明晰的集体企业。两种模式,两种选择,东风与西风之争一直延续到小平伟人九二南巡讲话之后的许多年,才归于平静。

  最终是温州模式的胜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强大生命力的胜出。笔者还记得直到90年代初期,自己还在一份调研内部报告中阐述过一个观点,把温州模式限制在台州黄岩的路桥之南,不能让其越过之北来冲击“苏南模式”的乡镇集体企业。可见当时温州模式的艰难、尴尬和无奈之举。

  当老百姓尚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时候,温州、台州一带市场经济先行者,就用“市场经济就是老百姓经济”直白的方式来表述。把市场经济的真谛是民营经济的实质说清楚了。

  温州模式的主体是民营企业。当时只在温州、台州两个区域发展起来,杭嘉湖宁绍和江苏苏南一带区域全是集体经济的乡镇企业。两者相比,温州模式的民营企业显的更为弱小,而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强势的多。

  但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更具有市场经济优势,而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因为产权不明晰与市场经济间始终是隔着一道墙。

  最终是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引领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在面上的突破和发展。特别是伟人邓小平先生的九二南巡谈话廓清理论上的一切障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一风吹”催生出民营企业的普遍发展。

  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通过改制发展为民营企业。苏南模式成为一个历史符号,乡镇企业归于一统的民营企业。始于温州模式的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突破,源于邓小平南巡谈话的市场经济“一锤定音”,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迎来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成长。

  温州模式的贡献,远远超出对温州区域发展的贡献,对引领浙江全省经济发展的贡献。它对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突破,是全局性、历史性的贡献。

  这次“新时代民营经济和高质量发展”采访活动,在温州举行启动仪式,一个重要指向是探本朔源,追寻温州模式的历史渊源,吸取温州模式的市场力量,照明民营经济发展的前行道路。笔者的小文,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记录些许的回忆、体会和感悟,也是想留下些什么,为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

  温州模式的历史贡献,与温州模式相伴而生的企业家精神,温州民间资本实现惊人的一跳,新温州模式的提炼概括总结,温州模式的内生动力,温州模式对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课题都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探索和研究,温州的实践更需要给予答卷。

  温州是民营经济的先行者,又在向民营经济新标杆走去。温州已经走出前些年的危机和低谷,但并不代表已经再登上一个新的高峰。对丰富实践进行新的理论探索,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新的实践,是温州新时代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须回答好的答卷。期待温州创造出新温州模式,继续引领民营经济发展,将民营经济看温州进行到底!(作者:徐峻,浙江报业协会副会长,浙江日报集团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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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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