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这个朝代

温州网 2021-02-08 08:17:42
说宋代是温州古代的黄金时期,并非说整个宋代的任何时期温州都发展的很好,而是说在宋代的某个时期,温州的某些方面在全国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

宋代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巅峰时期,无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达到极高的水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这一观点,早已成为学术界比较一致的共识。宋代也是温州古代发展较好的时期,相比于宋之前的唐五代,宋以后的元明清,宋代可说是温州发展较好较快的时期,甚至可以说是温州古代的黄金时期。

说宋代是温州古代的黄金时期,并非说整个宋代的任何时期温州都发展的很好,而是说在宋代的某个时期,温州的某些方面在全国有着相当不错的表现。值此《温州通史·宋元卷》出版之际,笔者依据书中的事实,提出如下方面的观点。

读书风气兴盛,至南宋拥有浙江第一、全国第二的进士数量

在宋代开科取士60年左右的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温州才出了第一位进士,此后参加科举的人数和成功者逐渐增多。南宋时期温州考中进士的人数高达1098人,几乎占了今浙江省内南宋进士总数的20%,超过省内的其他府州,甚至南宋行在(临时首都)所在的杭州。除了建炎二年(1129年)的南宋首届科举考试中温州籍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外,其余的所有科举年都超过平均数。如果考虑到二科失载进士数量的话,进士累计数温州可能超过第二位明州(今宁波)的近400名,是当之无愧的浙江老大。整个南宋中后期温州籍占同期浙江进士的21.80%,特别是南宋最后三科进士,都超过全省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南宋时期是温州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整个南宋时期温州最为耀眼的“产品”就是“进士”,无论进士总数,还是状元,都高居浙江第一,全国第二。

温州不仅第进士的人多,所得到的等第也超过一般的府州。南宋时期温州有1098人中第,其中有5名状元、8名省元(礼部试第一名称省元)数竟居全国第一。另外状元木待问同时也是该科省元,温州实际上有9位省元。就全国而言,仅有福州的中举人数(2249人)和状元人数多于温州(多1人),而温州的省元人数却比福州多3人。南宋福州(含今福州市、宁德市)无论幅员还是人口都比温州多出两倍以上,因此就人才的集中度、密集度而言,可以说温州已经超过福州。

温州籍官员在南宋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主要通过科举选拔中央和地方官僚的宋代,中举人数多的府州意味着在朝廷和地方当官的人数也多。因此,南宋时期温州科举的成功,意味着有更多的温州籍人士能够走出本地,前往全国各地及朝廷从事政治活动及文化教育事业,进而影响全国的政局。

《温州通史·宋元卷》第二章特辟第七节,介绍在宋代政治舞台起过作用的温州人。除了投宋徽宗所好、在北宋晚期政治舞台短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道士林灵素,不少人都是温州籍官员。他们中,有南宋初高宗暂避温州时出山效力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吴表臣,南宋初治绩显著的广州知州薛弼、四川安抚制置使萧振和、知襄阳府并充京西南路安抚使陈桷,隆兴北伐前一再提醒孝宗为抗击金军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侍御史王十朋,光宗、宁宗更替之际为政局安然过渡奋不顾身的起居郎兼权起居舍人陈傅良、尚书左选郎官叶适、太常丞徐谊、知閤门事蔡必胜,庆元党禁中被打入“伪学逆党籍”的官员徐谊、薛叔似、陈岘、孙元卿、陈武、蔡幼学以及太学生周端朝等人。南宋末年丞相陈宜中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率残部二十余万人由温州进入闽广,进行最后的抗元斗争,直至兵败厓山。南下岭南的温州籍官员中,参知政事刘黻等一部分人死于岭南,陈宜中亲赴占城求援而未返。如果说在南宋的开头和结尾,温州人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则南宋末年礼部架阁林景熙、从政郎郑朴翁等人不避风险,拾取被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弃于荒野的宋代帝后骸骨,将其秘密移葬于今绍兴的兰亭,为温州人与南宋的关系补上令人感动的最后一笔。

光宗、宁宗之际温州籍大臣插手皇帝更替事务,此外庆元党禁被打入“伪学逆党籍”的温州人9人占了全部入籍官员的六七分之一,宋末丞相陈宜中与其他将臣率南宋残部在广东进行最后的抵抗,都说明温州籍官员在南宋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光宗、宁宗之际的插手皇帝更替事务,产生了十多年的政治影响。宁宗即位后表、奏一类公文都由温州籍大臣叶适和丞相赵汝愚一同裁定,甚至到宁宗嘉定元年知枢密院事史弥远与一二执政、近臣密谋推翻权臣韩侂胄时,韩侂胄还误以为此事出于永嘉人,他问参政李壁:“闻永嘉人欲变此局面,相公知否?”

永嘉学派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意义

永嘉学派是温州历史上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它首先是一个地域特征非常鲜明的学派,主要成员都是温州籍人士;其次,其学说在南宋思想界有相当大的影响。在宋元文献中,凡探讨南宋思想的学者经常将永嘉学派与朱、陆之学相提并论。黄震就以朱熹、陆九渊、陈亮、陈傅良为南宋学术的四大家,叶适“混然于四者之间”。黄震提到的五大家中,陈傅良、叶适都是永嘉学派的成员。元人虞集说:“昔朱子在时,永嘉之学方兴,意气之轩昂,言辞之雄伟,自非朱子孰足以当其锋哉?”意思是在南宋思想界,只有朱熹之学才能和永嘉之学相抗衡。在明清之际黄宗羲创作的思想史巨著《宋元学案》,在其中的《水心学案》中,全祖望提出了永嘉学派(“水心之学”)是与朱熹的朱学、陆九渊的陆学“鼎足而三”的论断,进一步肯定了永嘉学派的历史地位。

朱海滨统计《宋元学案》中的宋元时期温州籍学者,计总数126人,他认为这些温州籍学者的学术观点共性较多,绝大多数都倾向于重视功利,被后世学者尊称为“永嘉学派”。我们如果估计其中的三分之二可列入永嘉学派,也有80人左右。

这么多的温州籍学者,通过各种形式宣讲自己的主张,其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他们的观点,涉及多个领域,内容极为丰富。仅仅在社会改革思想方面,根据王宇在《温州通史·宋元卷》第七章中的总结,便可分成义利观和经济思想、政治制度改革思想、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思想、军事制度改革思想等四个方面。我们不妨看看“义利观和经济思想”中的相关论述,结合温州的历史和现实进行简要的分析。

思想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并非凭空而来,是环境的产物,不仅受到地理环境、历史传统的影响,更植根于经济的深厚基础之上。中国长期以来都是重农轻商的社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观念难免要受到冲击。特别在温州这种山多田地少、人口压力大的区域,工商业是解决衣食之道的主要途径之一,势必要形成强烈的重商思想,这种思想经过当地知识分子的总结升华为永嘉学派思想中有特色的部分,进一步通过他们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永嘉学派认为商人、富人对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人们不能把富人不加区别地贬低为“为富不仁”。在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看来,富人只要始终保有一颗道德伦理之心,没有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财富只会带来幸福和荣耀。反之,为富不仁,财富就会成为贻害子孙后代的祸根。事实上只有“四民交致其用”即通过商人达到交换分工功能,国家经济才能繁荣,因此重视农业压制工商业的“抑末厚本”的政策是错误的。叶适呼吁给予商人和富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国家应该也从这个群体中选拔人才进入统治阶级队伍。

可以说,永嘉学派不仅反映了宋代南方特别是温州工商业经济发达的事实,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工商业主的代言人。永嘉学派讲究实效、注重功利的思想及其价值取向,以及重视物质生活和工商业的思想观念,又有力地影响和强化了温州地域文化中的独特部分,构成温州历史发展中的“遗传因素”。这种“遗传因素”渗透在温州人的骨髓里,并在以后的八九百年中得到了传承和表现。当大环境不利时它处于潜流阶段,一旦大环境许可便得到迅速发展,如江河奔流,如万马奔腾。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民营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对各地民营经济的兴起有着很大的影响。人们在讨论温州民营经济兴起的原因时,常常追溯到宋代,认为永嘉学派尤其是叶适的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和“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义利观,是后世的温州人成功创业的文化基因。

南宋思想文化界的三大派,朱、陆之学均挂个人名字,惟独温州冠以区域之名,并且永嘉学派那些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独特思想观点,让我们认识到它的特殊之处,也产生有待证实的联想:为什么永嘉学派带上强烈的温州经济文化的特点,难道永嘉学派相当一部分先是区域思想,然后上升为在全国有影响的思想文化?是不是其中最符合人性的那部分,从温州引起全国的共鸣?

温州文化发达的其他表现

徐宏图在《温州通史·宋元卷》的第八章第四节,分析了南戏的产生、发展和对后世戏曲的影响。南戏最早产生于温州,通称“戏文”,又有“温州杂剧”、“永嘉戏曲”等不同称呼,是中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它率先克服了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古剧”无法克服的缺陷,熔歌唱、舞蹈、说白、科范、音乐于一炉,以表演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使中国戏曲真正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同时在剧本形式、音乐体制、角色分工、表演体系等,均为后世的戏曲奠定了基础。此后,南戏逐渐流传开来,被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戏曲的鼻祖,而宋代的温州则是我国古代戏剧的发源地。

宋代(尤其是南宋)到元,也是温州文学成就辉煌的时代。据洪振宁《宋元明清温州文化编年纪事》,《全宋文》收入温州籍文人171家,《全宋诗》收入温州籍诗人诗作255家约7088首,《全宋词》收入温州籍词人22家,词作(加补辑)229首。相比之下,宋以前各代的各类诗文总集,几乎见不到温州人的诗文入选。此外,王十朋的诗、赋以及他纂集的《东坡诗集注》,在南宋很有影响。《集注》卷首列《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姓氏》共96人,其中温州人凡22家。

南宋孝宗、光宗两朝及其后的若干年,是温州文学灿烂的时期。永嘉四灵是活跃于南宋宁宗、理宗朝的诗歌流派,主要代表人物赵师秀、徐照、徐玑、翁卷等四人艺术旨趣相投,诗格相类,今人将他们的诗作合编为《永嘉四灵诗集》。叶适认为程朱理学兴起之后,诗词被看作“发明义理”的工具,导致了诗学的倒退,而四灵的诗歌多艺术旨趣和生活韵味,扭转了诗学的倒退。

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都以文学才华见长。他们不但擅长运用文学艺术建立了崇高的道德声望,还因擅长时文写作而获得后生士子的追捧。陈傅良中年之前主要从事教学,高超的教育水平和一流的文才导致“岁从游者常数百人”,文章“擅于当世”,以他的文风为代表的行文风格被称为“永嘉时文”,特别适合青年学子效仿,中举前陈傅良就被全国举子尊为偶像。叶适也是南宋温州杰出的散文大家,尤其以议论文和墓志铭的撰写而出名。四库馆臣评价叶适的散文,“文章雄瞻,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家。”

宋末戴侗在父亲戴蒙、兄弟戴仔合作下撰写的《六书故》33卷、通释1卷,援引钟鼎文来说明字形,又能明辨字义的引申,对音与义的关系阐发尤多,现代古文字学家唐兰称赞其“对于文字的见解,是许慎以后,唯一的值得在文字学史上推举的”。

永嘉学派的历史研究是为了改革南宋当代政治、军事、经济制度而服务的,而与现实最为贴近的历史自然是宋代的本朝史。陈傅良《建隆编》对本朝制度沿革的考证、分析、议论,深受南宋学者的重视;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20卷,记载了北宋初至南宋嘉定八年(1215年)历任宰相、参知政事和枢密院长官的除拜情况,为宋代史学研究领域的巨著。朱黼的《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28卷,为宋代温州学者篇幅最大的史学专书,内容非常丰富。

宋代温州学者对儒家经典《周礼》用功颇勤,尤其是王与之多年研究、编撰的《周礼订义》80卷,被视为宋代《周礼》研究的巨著。收录了历代著作45家,其中11家是温州学者。

古琴(又称七弦琴)具有悠久的历史。南宋时期南北著名古琴家纷集临安,原收藏在秘阁的阁谱随之南传。温州人郭沔和张岩合编北方移民韩侂胄家祖传古琴谱和民间琴谱,成《琴操谱》15卷。郭沔又独立钻研琴艺、整理琴谱、创作琴曲并传授学生,名扬琴坛。其琴曲经时人编成《紫霞洞谱》,形成浙谱,为我国琴坛的重要流派。

宋元温州医学得到发展的标志是永嘉医派的出现。创始人为青田人陈言,所撰《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主张以因辨病,按因施治,从脉象、病源、病候入手,使方药简约而有章可循,为永嘉医派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永嘉医派在宋金元时期与河间、易水三足鼎立,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织纴工而器用备”:驰名天下的温州精品

宋代温州手工业发达,部门较多,以造船、漆器、瓷器、纺织、造纸、雕版印刷等行业较发达。

北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年)朝廷下诏温州、明州每年造船600艘,其他各府州分别造船300艘。自该年开始温州、明州成为朝廷造船的基地,每年造船数量居全国第一,一直持续到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此后虽然造船数量减少,但仍是朝廷的重要造船基地。南宋靠海立国,对海船的需要超过对内河船只的需要,温州的海船造船业得到了发展。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温州进士王宪向朝廷建议,福建和温州将要造的船应统一采用平阳县莆门寨新造的廵船的样式,毎船面阔二丈八尺,船上转板坦平,便于战斗。这一建议为高宗采纳。王宪建议的新造的廵船的样式、船阔和可载士兵人数至少翻倍,是当时最大规模的船只。船上所采用的“转板”平时收放于甲板,战时拉开,可以作为作战平台,增强作战人员的机动性,当属于温州首创。

宋代温州漆器产销两旺,1959年在江苏淮安杨庙镇的五座宋墓,1978年在江苏武进林前的南宋墓,都出土了温州漆器,其中杨庙镇出土的温州漆器达75件。上述出土漆器的生产店家共6家,历时150年,温州漆器生产的历史和兴盛于此可见。北宋首都开封和南宋首都临安,都有专售温州漆器的商店。到了元代,温州漆器已远销真腊(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

宋代温州外销瓷的生产规模虽然无法和泉州窑、龙泉窑相比,但也有部分外销,并具有一定的特色。南宋产品有壶、洗、盏、碗、盘等,主要以碗、盘为多。

宋代温州“地不宜桑”,丝织业规模有限,但技术水平却不错,故又赢得“织纴工”的美誉。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温州一种著名的丝绸名温克丝,本名克丝,以五色丝线采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成,产品的花纹正反两面如一,皇宫中用作书画的套子,南宋开始在民间流行,元代有人用来制衣。

温州是宋代造纸业尚称发达的地区,有一些颇受称道的产品。北宋初温州上贡朝廷的贡品中有蠲纸,由于产量少,每年上贡只有500张。温州蠲纸洁白紧滑,很像高丽国进贡来的纸张,人们认为“东南出纸处最多,此当为第一焉”,其他地方纸的质量都不如它。

宋代是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不仅首都有发达的刻书业,一些地方如温州也有刻书业,且多精品。1965年2月温州市郊北宋建的白象塔二层墙壁内,发现《舍经缘起》、北宋《妙法莲华经》、北宋《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等。其中北宋《佛说观无量寿佛经》2卷末页,尾部注明是北宋大观三年(1109)永嘉显教院沙门子坚刻印。1966年瑞安仙岩慧光塔出土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共四卷,选用上等纸张,刻工极精,书法隽秀而疏朗悦目,为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有力证据。此经为明道二年(1033年)曾任温州知州的兵部侍郎、永康人胡则出钱,可能在温州刻印。

南宋时期温州刻书业发达,并有一些温州版的著名古籍留传后世。《唐六典》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是《周礼》之后最系统的一部政书,现存最古刊本为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温州州学刻的递修本的残本。南宋温州科举仕宦者增多,许多人一边当官一边著书立说,在一些方面所著书的数量还不少。一些士大夫在外地任官时就地刊印,因校刊精、刻印质量好而受到称誉。《仪礼》是先秦儒家的重要经典,有各种刻本,朱熹认为永嘉人张淳所校的最为仔细,故各种刻本以他的本子最好。

温州籍官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属于讲究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尤其是著名学者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王自中等人,他们所写的著作的内容满足了科举考生的需要,颇受欢迎。在民间刻印的科举参考书中,温州学者写的占了相当的部分,以致有人将这种场屋趣时之文称为“永嘉文体”。陈傅良所著的《待遇集》出版后流行一时,叶适的《播芳集》也是刊墨于温州并销行各地的。

柑橘是宋元时期温州最著名、也种植最多的经济作物。早在北宋初,柑橘便是温州进贡朝廷的贡品,由于温州到首都开封路程遥远,时有士大夫指出为减轻百姓负担,应该停止进贡。南宋首都临安和温州同在两浙路,此后温州恢复进贡,但时有大臣批评不该从温州进贡柑橘,朝廷不得不几次下诏停止,但不久又恢复进贡。由于柑橘是温州畅销各地的首位农产品,每到柑橘采摘季节,装船经海入江运往江浙地区,北宋时还经大运河运到首都开封。南宋时南北对峙,柑橘北运数量不多,但到了元统一之后重新进入黄河两岸,连远在长城脚下的元大都首都北京也可吃到温州柑橘。南方虽然有很多地方产柑橘,但在《橘录》作者韩彥直看来,它们的质量都无法和温州橘相比,更不能与温州橘中最有名的泥山(今苍南宜山)的乳柑相比了。

以上列举的船舶、漆器、瓷器、温克丝、蠲纸、刻板书籍和柑橘,除了柑橘是农产品,其余六项都是手工业商品。本文选择这些商品加以介绍,一是由于它们质量之高,二是由于它们都是销行各地的商品,而不是仅仅提供宫廷的数量有限的产品。任何一种手工业的发展,量的增加相对容易,尤其是采矿、制盐这类对自然物的采集,但技术含量的提高就要难得多,而一些日常用品还需要考虑美观,则要花更多的时间。古代手工业的产品更是如此,其中的特别著名者应该就是今天所说的精品了。

南宋史学家章如愚看到唐宋以来东南区域在全国新格局中的重要性和北方的衰败,不由地感叹:“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已与古偏方无异,而古之中原乃在今东南偏方之域矣。徇名而责实,必轻重之,当议者可不深考云。”在他看来,作为我国传统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已不在中原,而在东南。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章如愚、陈寅恪两位史学家尽管生活时代相隔千余年,但都看到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水平的较快提高。温州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较好较快的黄金时期位于宋代,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的到来,有必要在下篇文章中追问,为什么这个黄金时期,会在宋代来临,又在宋代之后结束。

来源:温州日报

作者:吴松弟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温州通史》全史主编兼宋元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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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N 编辑:诸葛之伊责任编辑:叶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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