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川忆温州文友

虽然他们仨都已离世多年，但种种往事，依然鲜活。而我，仿佛是一个深陷故事的读者，读来津津有味。

老作家渠川先生以长篇小说《金魔》著称，他的人生叙述也像长篇小说，一章接着一章，如潮水般浩荡。在他的脑海里，保存着何琼玮、马骅（莫洛）、唐湜等温州文化名家的许多记忆，虽然他们仨都已离世多年，但种种往事，依然鲜活。而我，仿佛是一个深陷故事的读者，读来津津有味。

忆何琼玮： 

为人处世多了江湖义气

一纸调令让渠川实现了从工厂到文化部门工作的愿望，那年是1980年，他51岁。渠川还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日子，惠风和畅，他到温州市文化局报到，局长方家溪，也是刚刚走马上任。那时百废待兴，全国的文艺工作从“十亿中国人，八个样板戏”起步，温州市文化局正在抓文学创作，举办征文活动，来稿很多，渠川与早来局里一年的何琼玮一起看稿评稿。

何琼玮瘦长的身子，干净清亮，比渠川大一岁，是位剧作家，1957年他创作的瓯剧《高机与吴三春》，演出后大获成功，可让他红火的却是短篇小说《接到讣告以后》，在《上海文学》发表，又被《小说选刊》选载，成为温州市第一位上《小说月报》的作者。不久，文化局成立创作室，渠川为主任，何琼玮为副主任。第二年，文化局又酝酿要创刊一个文学刊物，在何琼玮的提议下起名《文学青年》，他又出点子让茅盾先生题写刊名。当时茅盾先生已卧病在床，但欣然答应，这也是茅盾先生最后一次题字。《文学青年》很快办起来了，渠川为主编，何琼玮虽为副主编，却承担编刊的主要工作。

渠川先生回忆，何琼玮写稿编稿充满激情，他当时在写《吴百亨传记》，却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编辑刊物上。1982年5月，温州市文联成立，《文学青年》划归文联主管，虽然渠川与何琼玮都到文联工作，但两人都不再做编辑工作，渠川为文联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何琼玮为文联副秘书长。渠川还兼文联机关支部书记，第一次开支部委员会，他就提议吸收何琼玮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温州市文联成立后第一个入党的便是何琼玮。

何琼玮早在1945年1月就填写了入党表格，交给了组织。那年他17岁，参加了地下党的交通工作，为游击队购买药物及电池等，又经过严密策划从亲戚家取来崭新德造木壳枪和多发子弹，投奔永乐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后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但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他父亲何邦英起初依靠祖上留下二十亩土地的出租，开办酿酒作坊，越做越大，又开办了酱坊、孵坊和糖厂等，经营范围不断扩大，利润可观，逐年购进农民土地和破落地主大批土地，达六百亩之多。在抗日战争期间，何邦英帮助游击队抗日，甚至卖掉两百亩土地支持抗日，那时何琼玮还只有十来岁。

渠川先生说：“有人觉得何琼玮像个商人，这是因为长期下放劳动，为了生存，后来有机会做了一名供销员，这难免要动嘴皮子推销产品。在俗世里，没有一股‘适者生存’的生命力，怎么能活下来呢？这要客观。也许正因为做了供销员，他社会关系多，为人处世多了一分江湖义气。1983年浙江省作协在临安举办笔会，让我和老何去一个。他问我：你想去吗？我说：想去，笔会有半年时间，我可以在那里写个中篇。老何就答应让我去。我发表在《海峡》1985年6月号的中篇小说《皇帝陵墓和战俘的坟》，就是那次笔会期间写的。他有什么好事，不忘与他相同命运的朋友，比如他对同样被打成‘右派’的剧作家尤文贵就很关照，带尤文贵去福建做生意。后来尤文贵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重新创作，把内心的想法倾泻在稿纸上，出了不少好作品，而老何的创作热情渐退，那时没有一心一意搞剧作，也没有出好作品，有些可惜。”

忆马骅：

冤屈终于平反

《文学青年》创刊不久，编辑们便感觉到刊物的大批业余作者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作品质量不高，市文化局负责同志要求渠川牵头举办文学创作学习班，渠川欣然领命。文学创作学习班很快办了起来，租用温州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室，聘请了讲课老师，招收学员一百多名。在温州教师进修学院教中国现代文学与写作的马骅，也应邀给学员讲散文创作。渠川与马骅的情谊，就这么开始了。

渠川说：“马骅那时66岁，比我大13岁，我们一见如故，我一直视他为前辈。他已从杭州大学离休多年，被温州教师进修学院聘请，在教书之余编写教材《写作基础知识讲话》，大家都尊敬地叫他‘马教授’。他气质儒雅，为人谦和，温厚中带着刚毅，对待学员有一种慈爱，教课时语言活泼，他上课时我去听，他说‘散文形散神不散’，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论点。”他听说“马教授”在上世纪60年代末被作为“叛徒”受到冲击，深觉不可思议。

1980年，全国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到1984年年底平反工作即将结束。渠川心想，马骅怎么都没要求呢？他就主动去找马骅，说：你的事自己估量估量，是否要申诉？马骅认真地盯着渠川，底气十足地说：“我不是叛徒，我没有做任何损害党的事情。”渠川说：“那好，我愿意为你跑一跑。”当时温州许多人认为给马骅翻案不可能，渠川却很有信心，在时任市委书记刘锡荣的关心下，渠川开始外出调查。

1985年春夏之交，渠川带人去了上海，再辗转北京、杭州等地，坐火车赶汽车，日夜兼程，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调查，事情终于明了——马骅自1941年从苏北根据地回温州后，温州地下党为适应急剧变化的政治形势，已由城市转入农村、山区，他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1942年，马骅生活在温州，过着紧张不安的日子。1943年1月，将要过年时，由于叛徒出卖，一个深夜，他在温州家里被捕，在牢狱里关了半年后被释放。出狱后他与党的关系没有接上，但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曾任温州地委副书记兼温州市委书记的胡景瑊就证实，1945年在他担任中共瓯北中心县委书记兼永乐人民抗日游击队政委时，有什么困难，常派交通员来找马骅帮助解决。许多证人都是高级干部，证实自己在地下党工作时受到马骅的接济。渠川每走访一人，最后都要问一句：你看马骅同志是清白的吗？回答都是“清白”。

外调结束已是7月，骄阳似火，渠川回温州后马上向组织和宣传部门汇报，组织部又向刘锡荣书记汇报。能否给马骅恢复名誉、恢复党籍？却一时定不下来。直到那年腊月二十三，渠川受温州市委组织部委派，带着马骅的外调材料和个人档案，到浙江省委组织部要求审查定性，经过一天的审查，结论是：马骅不是叛徒，恢复党籍。渠川一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悬在心头的大块石头终于落地。腊月二十四，车站人潮拥挤，车票难买，渠川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开往温州却已坐满乘客的小面包车，蹲坐在司机身后过道里的小板凳上。小面包车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开得飞快，乘客被车辆急转时的惯性甩得东倒西歪，惊叫不断。车到温州已是深夜，温州城风厉雪飞，渠川却没有感到寒冷，心中似有一轮暖阳。

忆唐湜：

他像飞过长空的大雁

渠川与唐湜的认识，也缘于《文学青年》创作学习班，渠川知道唐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高，就请他来给学员讲诗歌创作。当时唐湜刚刚复出文坛，可以参加文代会，可以创作诗歌，但因长期遭受迫害，做事小心谨慎，写作心有余悸。当时的温州，像唐湜这样在浙江大学外文系正统学习过西方文学的几乎没有。

渠川一直对唐湜十分钦佩且心怀敬意，他说：“唐湜敦厚、善良，书生气极浓，一眼就能看出是位没有一点坏心眼的人，令人疑惑的是，这样一位绝对的好人，温州文艺界有些人对他不够尊重，我觉得不应该。他口才不好，嘴有点拙，上课时课堂效果也不好。”

唐湜比渠川大9岁，因此，渠川1947年考进燕京大学读书时，唐湜已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进入了浪漫主义的幻想天国，开始了叙事长诗和十四行的探索，并尝试着用一种诗意的散文来抒写评论。学生时代的渠川酷爱文学，也阅读何其芳等诗人的作品，却没有听过九叶派的诗人，尽管那些诗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站到了当时中国诗歌的前沿，写作规模和成熟度都呈加速度态势，有了杰出的成就。渠川说：九叶诗人的名气当时不怎么响亮，没有在文学界走红，是因为他们热衷于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沉醉在朦胧的色彩、古典的意象和罗曼蒂克的梦幻中，把欧洲诗人喜欢的十四行等引到中国，太洋气太冷门，曲高和寡，懂的人很少，欣赏的人很少。当然，“九叶派”的提法是30多年后的事情。“我们当时崇拜的大多是抗战诗人，比如田间和艾青，田间在艺术上追求平朴的描述和激昂的呼唤，艾青的诗作富有饱满的进取精神和丰富的生活经验。”

渠川说：“我知道唐湜经历了二十年的人生悲剧。1961年他回到温州，连永嘉昆剧团的临时工都不能做，只能在温州房管局下属的一个修建队劳动，干拉板车等体力活。他板车拉累了，坐在路边休息，屁股下面垫着一本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可见，九叶诗人受莎士比亚以及雪莱、济慈等英国浪漫派作品的影响有多深。”

唐湜的生命，在苦难的浸润中结出特别丰饶的花果。他内心里的悲哀、凄惶与煎熬，通过创作得到解脱，笔端之下是芳草萋萋，溪水潺潺。渠川无限感叹：唐湜那些曲折回荡、富于感性又通于思辨的诗作，无疑比直接诉苦的诗句连缀更让人喜爱，像他的《幻美之旅》，把眼泪蘸于笔墨，绽放出不朽的优美动人的诗歌花朵。这真是一个高明的诗人，他像飞过长空的大雁，虽然带着苍凉和悲伤，却一往无前。

马骅恢复了党籍之后，唐湜有一次来到渠川家里，他“右派”的帽子已在1979年摘掉，是想让渠川帮助他恢复党籍，这时渠川才知道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加入共产党。渠川当时的心思全在创作《金魔》上，没有时间帮助唐湜，为此一直心存内疚。2005年1月唐湜去世，渠川参加了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唐湜遗像两旁的主联是诗人屠岸的挽联：“沉冤廿载，硬骨铮铮不屈；斯人远去，诗卷煌煌不朽”。是啊，今生就此别过，确有许多思念和不舍，但作品是作家生命延续的载体，唐湜的诗歌还在，那些美好的记忆就不会消失。

来源：温州日报

曹凌云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