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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水寻踪·走读飞云江:惊涛骇浪飞云渡
来源:温州网来源:2021-06-29 07:55:00

渔民在岸边整理渔网。

渔船泊在飞云江上。

早晨,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霞,把飞云江河口映照得一片清亮。我在飞云江北岸的飞云渡徘徊,不是为了等候渡船去往哪个地方,而是来寻找飞云渡作为历代重要渡口的文化内涵,是来感受这里的沿岸江滩作为中国黄金海岸线重要节点的独特风貌。

飞云渡的故事大多被江水带进了大海

正是平潮的时候,浑黄的江水把河床淹没得没有余地,江浪起伏很小,江面上漂浮着一股水雾,水雾蔓延到两岸的堤坝和码头上,在更大的背景瑞安城区(隔江相望是飞云镇)飘飞,像是飞云江的一种情绪在释放。一艘渡船静静地停泊在飞云渡口,上船的乘客不到10个,他们等待着后来的乘客和渡船的鸣笛与出发。我想是时间尚早,这趟渡船如同城市里的早班公交,才显得冷清。

北岸的飞云渡位于瑞安城区最繁华的南门外的江边。在唐朝史料中,就出现了飞云渡之名。在宋朝,渡口附近设有飞云寨,是温瑞塘河南端起点。元代渡口摆渡业兴起,江程六七公里,江宽流急,民间小船常有沉没。据史料记载,元延祐六年(1319年)出现了一起翻船事故,死亡人数较多,温州郡守赵荣祭江后督造10只渡船,分布两岸,南北对开,减少了翻船事故的发生。

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飞云渡改为官渡,此时,飞云渡已为地方带来商贸繁荣,米行、布行、钱庄、海鲜行、咸货行、南北货、竹木行、饭店、客栈等一应俱全。后来由于倭寇扰乱、战争迭起,飞云渡停止官渡。清朝康熙十六年(1677年),有民众为飞云渡捐助,开始义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贡生吴之翰见飞云渡时有发生轻船重载,敲诈勒索,创办了义渡改良会,制订规章,革除弊端,重振义渡。民国四年(1915年),瑞安乡贤、商人项湘藻创办的通济轮船公司购置汽轮,用于飞云江横渡,汽轮用煤炭生火、蒸汽推动,代替了人力划桨的舢板,速度快,安全好,深受旅客欢迎;该公司还开辟了飞云江南岸至平阳的内河汽轮航线,将温、瑞、平三地连成一片。

江雾已经散尽,阳光明媚起来,我接到了瑞安文友、地方史专家苏尔胜的电话,他说经过多天努力,已经为我安排了采访对象,都是飞云渡的老员工。我喜不自禁,前往他指定的地点。

林水梁原是瑞安轮船公司客轮驾驶员。他说:“1947年我18岁,到一个资本家的船队里当水手。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温州轮船公司驾驶员,驾驶一艘木质拖驳船,接一两只客驳,往返于飞云渡和平阳坑;40多公里水路,往返一趟7个小时。每只客驳设50余座位,有驾驶员、售票员、烧煤工、水手。在飞云渡做驾驶员,需要高超的技术,为节省时间,拖轮不靠岸,接近码头时,我估算好距离,一声令下,水手们将连接客驳的缆绳解开,客驳随着惯性向码头靠拢,岸边的水手手持竹篙,将客驳接到岸边,而拖轮则转个弯,接上新的客驳立即行驶。开夜船还要考验驾驶员的眼力和经验,那时两岸没有多少灯火,更没有现在的探照灯,我只能凭眼力和经验进出码头。”由于币制不统一,乘客过渡买船票很有意思,有的拿清朝铜钱买票,有的用民国铜币买票,还有进城卖鸡蛋的农民直接用鸡蛋买票,一只鸡蛋2分钱,船票也正好2分钱。售票员收到鸡蛋,搁到抽屉里,然后自己掏钱给乘客买票,收到的鸡蛋要是数量较多,就转卖给单位食堂。

1978年,一艘400客位150马力的钢制渡轮替代拖驳船,投入渡运。1985年,飞云渡3艘客轮对开,每5分钟一渡。1986年,飞云渡拥有钢制渡轮6艘,码头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480平方米,是瑞安港区最大的客运码头。上世纪八十年代,飞云渡南门一带餐饮店林立,其中“文成拉面”就有近10家,加上小商品市场、棚下水产品市场、布料市场,飞云渡附近成为瑞安的商业中心。“那些年,飞云渡从早到晚全是人,浩浩荡荡,熙熙攘攘,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林水梁老人动情地说。

瑞安轮船公司原副书记南庆标说:“我是1971年进公司的,飞云渡已经开始繁忙,客流量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峰,日渡旅客3至4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30倍,每班渡船人挤人,像筷子笼,船沿上也站着人,虽然危险,但那时许多人都经历过江海的惊涛骇浪,也就无所谓。”

“竹签代票”是飞云渡的一大特色,最早使用是在光绪年间,当时采用“竹签代票”,是考虑到从南岸乘坐渡船进城贩卖农产品或购物的农民,他们肩挑背扛手提,江风又大,用纸票不好拿,还有海浪和下雨,纸票容易淋湿破损。竹签长20厘米,宽2.5厘米,顶端削尖,涂上红油漆,下端涂上绿油漆,并用火印烙上船运公司名称,以防伪造。旅客买了票后进入入口时把竹签往小箩筐里一扔,就可以上船。售签处、收签处每天整理对账,再一百条一捆扎好,以备第二天好用。这“竹签代票”一用就是一百年。

飞云江大桥管理所退休职工季良富,原为飞云车渡负责人,他抽丝剥茧的记忆都是关于车渡:飞云车渡始建于1955年,日均渡运汽车20辆。1964年,木趸船改换为钢质趸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车渡按汽车收费,一些乘客打起小算盘,挤进车渡,自行车、人力拉车也凑热闹,使得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车渡不堪重负,交通秩序十分混乱。拖轮马力和趸船多次增加,渡运汽车量也在飞速上升,每天24小时工作,还是无法缓解汽车过渡压力,候渡汽车排起长龙,从渡口一直到东门,甚至排到国道线上,排20多个小时才能上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驾驶员说“走遍天下路,最怕飞云渡”。1984年10月,瓯江大桥通车后,飞云车渡日均待渡车辆骤增到八九百辆,而车渡的最高日渡量是2500辆左右。1989年1月6日,飞云江大桥正式通车,飞云车渡完成了历史使命,水运行业逐年萎缩。

600多年来,飞云渡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最终走向衰落,但它终究是瑞安海港和飞云江交通史上最重要的章节。

港口的繁荣促使瑞安成为富庶之地

古时,瑞安港有着辽阔的海湾,海面浩瀚无际,是观赏浪潮、静听涛声的地方,也是制造战船、操练水师的港口。瑞安港历史绵长,在秦汉时就开始了航运,三国时成为东吴的造船基地。年深月久,瑞安港不断发展,到了唐宋时期,沿岸出现港埠和集镇,竹木、粮食、柑橘、茶叶等货物通过瑞安港远销外地,并接纳外国商船进港贸易。瑞安成了温州南部水陆交通枢纽中心。

由于海水渐渐后退,陆地渐露海面,瑞安港口不断外移并愈加成熟。到了元朝,瑞安港处在飞云江和温(温州)瑞(瑞安)、瑞(瑞安)平(平阳)塘河的交汇点,集河口港、海港于一体,朝廷在瑞安港东山埠设置巡检司,在离飞云江口不远的凤凰岛开辟外港埠,一时商船云集,百货交流,贸易兴盛。有志书记载,在元朝,日本、高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船只进瑞安港避风、进行商贸活动,国外商人、传教士、旅行家陆续来到瑞安。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有日本商船前来贩卖金珠、白布,停泊在瑞安飞云渡,受到官府的热情接待。外国商人还以贡使的名义,带来马匹、骆驼、狮子、钻石、地毯、葡萄干等,带去瓷器、漆器、桐油、丝绸、药材等。繁荣的商贸业,使古瑞安城成为富庶之地,大小商行、货栈不计其数。

之后的数百年里,世事浮沉,瑞安港的商贸也随之时衰时兴。

我拜访了曾在瑞安航管所工作多年的陈育森老人。据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瑞安的水运和港口再获新生,继续延续以前以航运为主、渔业为辅的功能,修复、扩建和改造了许多老码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对外贸易和能源、原材料运输迅猛增长,政府更是加大了对瑞安港的建设,迎来了港口发展的高潮。

陈育森说:“我在航管所工作正是计划经济时期,当了11年所长,所里约40名员工,有运输管理、安全监督、工程建设和航证检查等4个股,行使航政、运政、港政、船检、航道管理监督和规费稽征等职能。”瑞安港当时与许多著名港口有通航,北至温州港48海里、宁波港225海里、上海港326海里,南至沙埕港52海里、基隆港129海里、福州港162海里。当时运输的东西各种各样,堆积如山,港口附近建了许多仓库。比如瑞安的百好乳品厂,创建有“白日擒雕”炼乳名牌,当时生产出口“熊猫”牌甜炼乳,产品都要通过管理所开单运输,运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我来到了东山渔港码头附近的浙江香海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主要从事海洋水产食品加工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李新祥接待了我。据他介绍,该公司1998年创办时,员工20多人,股东都是东山一带的鱼贩,他们对海洋水产很了解,常常在飞云江河口的渔港码头转悠,把看中意的货色买过来,分成各个类别,经过粗加工,存放在冷库里,到海鲜淡季时,拉到市场上出售,从中赚取不菲的差价。当时东山一带有4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小冰库小加工的“香海”,其规模算是最小的。

李新祥说:“水产加工公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段,瑞安的渔港、码头大都集中在飞云江东山沿线、江滨大道一带。这里聚集了大量捕捞、渔业、制冰、水产加工以及相关企业,还有海鲜干品、鲜品销售市场,从捕捞、加工,到销售,有极度成熟的产业链,一条龙,它们水乳交融、唇齿相依,这些企业都离不开飞云江,一旦离开就会面临诸多问题。”

然而到了本世纪最初几年,瑞安港的海鲜产量锐减,市场萎缩,渔货纷纷提价。原来全国各地来瑞安港进行贸易的渔船,也转道到舟山去,因为舟山的海洋经济在飞速发展;再加上长达三个半月的禁渔期,使得瑞安的水产加工企业货源不足,陷入困局。

李新祥说:“别人在休闲,我们就研发休闲健康的海洋产品。2010年我们研发了烤虾,2015年我们研发了黄鱼酥,另外还有脆虾、鱼豆腐、鳕鱼肠等。这些产品推出后都供不应求。”

和香海公司一样,瑞安的一批海洋水产企业或相关行业,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商海变幻中,在创新创业铸辉煌的市场经济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彩而华丽的转身。

来源:温州日报

曹凌云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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