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的“人生谜团”

温州网 2022-03-16 08:04:00

赵超构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著名的杂文家与社会活动家，也是温州现当代著名的文化名人。今年恰逢他逝世30周年，特刊此文，以示纪念。

上世纪60年代赵超构全家福，前排左起赵超构、赵刘芭、刘化丁，后排左起赵东戬、赵静男、赵东戡。

1944年赵超构访问延安时留影。

　　作者富晓春

2019年的年末，上海《新民晚报》社区版全体工作人员到文成谒拜赵超构出生地，特地邀请我赴现场讲课。当时我写的《赵超构书信往事》刚好杀青，但我没有讲这本书，而是讲与书本无关的另外一个话题：报人赵超构三个“人生谜团”。这是我多年追寻赵超构生平真相的过程中，一直困扰着我，促使我要将它弄明白的问题。

　　“身世之谜”

　　赵氏嫡亲子嗣，还是螟蛉之子？

　　2010年5月，我赴老家文成县出席赵超构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与赵超构的长子赵东戡先生，还有小女儿刘芭姐一起住在县城的华侨大酒店。活动期间，我一直与赵家兄妹在一起。5月5日的下午，我正在宾馆休息，突然接到厉汉光的电话，对方声称是南田镇甲边村赵超构儿时奶娘的后代。他特地跑到酒店找我，希望我能够引见，与赵氏兄妹见个面。

　　恰好当天赵氏兄妹不在酒店，因纪念活动已告一段落，他们由亲戚、温州广播电视大学副校长刘玲玲陪同，到珊溪外婆家走亲访友。当时，我已经着手写《报人赵超构》，便与厉汉光一边喝茶一边聊起赵超构。他向我爆出一个惊人的信息，说赵超构不是赵标生亲生的，赵超构不姓赵，姓厉，是他上辈嫡亲的四爷爷。

　　对于赵超构身世的存疑，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过，文成坊间说法也很多，内容大抵与厉汉光说的一致，说他是螟蛉之子，是抱养的。那么，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他是龙川赵氏嫡亲的子嗣，还是传说中的螟蛉之子呢？

　　赵超构家族可称得上“簪缨世家”。据记载，龙川赵氏始祖允夫是赵宋皇家之后，谱牒如此记载：“初任太守，继迁都务先锋，卒赠昭信将军。夫人林氏，生二子，南宋理宗嘉熙戊戌年（1238），公自闽告退东瓯，由东瓯迁居瑞邑五十二都峃镇之龙川家焉。”

　　赵超构父亲赵标生是龙川始祖允夫第29世裔孙。赵超构的曾祖父赵朝圭（号恒东）、祖父赵廷儒（号秋岩）、父亲赵钦安（号标生），为龙川人尊敬的“三代廪生”。赵超构的祖父赵廷儒共生六个儿子。长子钦安，名准，字任遒，即赵超构父亲，曾任南京警察局东区分局局长；二子钦宰，字颂褒，号正一，潜心修炼拳术，武艺精湛；三子钦守，出任黑龙江省学务委员、广西省检察厅书记官；四子钦宽，名翊钧，字任迪，号侠群，省立师范院校毕业，执鞭教坛育人；五子钦审，又名严、翊运，号叔应，继承祖业开办同春堂南货商铺；六子钦察，名翊乾，号律躬，北平国立医大毕业，投笔从戎，曾担任警卫团少校秘书。

　　与龙川赵氏家族相比，南田甲边的厉氏家族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厉汉光当着我的面拨通了当年已73岁的叔叔厉再溪的电话。厉再溪在电话的那一头，用一口带有一点沙哑的家乡话与我对话，他一口咬定赵超构不是赵标生亲生的，而是他的嫡亲四叔。他说，他的爷爷厉富藏共生育五个子女。当年家庭生活困难，老大出生不久就被送到邻县的泰顺给人当义子，他的父亲是老二，叫厉补禀，老三叫厉补兴，老四即赵超构，赵超构之前还有一女儿。

　　厉再溪说，赵标生与梧溪富氏大户人家结亲，可妻子连生多胎而夭折，最后便假装怀孕，半夜从南田甲边抱来新生儿，即他的四叔当儿子，对外声称是自己所生。“三旦”后即又抱回到甲边，由厉再溪的祖婆即赵超构的亲娘所养。赵超构成年后在瑞安屿头结婚，他的祖父祖母还前往吃喜酒。当时他的祖母身体已经不太好，是雇人用竹椅抬到峃口坐船的。他的祖母在赵超构20多岁时过世，祖父厉富藏活到1961年。厉富藏曾托人给上海的赵超构写信，并想认亲。赵超构回过一信，否认了亲生之说。可惜信已失落。

　　当天晚上，当东戡先生和刘芭姐回到宾馆，我向他们提起这件事。赵氏兄妹说，他们很早就听说过这一说法。东戡先生说，最早有此说法的是上海作家苏叔迁。苏叔迁是赵超构在上海的文成老乡，曾是《儿童时代》的副编审，著有《陈伯吹传》《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等。东戡先生说，苏叔迁曾在赵超构面前亲自问过此事，赵超构矢口否认。

　　刘芭姐则说，此事绝对不可能。她说，她与父亲堂兄同辈的姐妹，眼睛长得特别像，均是清一色的双眼皮，且稍微有一点眼袋。对此，他们不会再深究，认为没有实际意义。赵家兄妹说，厉家人如果是以父亲奶娘后人的身份来见他们，还是很欢迎的。

　　“螟蛉之说”难以成立。那么，这种说法又从何而来呢？原来，赵标生的夫人富氏嫁到龙川赵家后，不幸染上了肺痨，身子虚弱，连生两胎都夭折。第三胎生下女儿赵富荪，怕传染上肺痨，婴儿一离母体就被抱走，寄托奶妈抚养总算保命。富氏夫人怀赵超构时，为能“烂贱”图个顺产，便按当地风俗到娘家梧溪生产。赵超构出生后，摆过“三旦酒”，即被抱到离梧溪不远的南田甲边一户姓厉的贫苦人家喂养。此奶娘即前文所提的厉汉光家的上辈。待到脱离奶水以后，赵超构才又被抱回家扶养。

　　我曾就此事专门请教过赵超构生前好友、著名老报人张林岚先生，他说的一段话颇能说明问题。他说：“亲友间传说赵超构不是赵家亲生骨血，我当面问过老将（笔者按：新民晚报社内大家对赵老的尊称），他没有回答，表情有点不耐烦。这种混淆视听的说法，我想很可能是他祖父母一代人制造出来的，原因还在于农村风俗使然，其目的就是为了他们的孙子免于夭折。”

　　“回乡之谜”

　　“过家门而不入”，返乡避难？

　　回乡之路，是赵超构一生中堵在心尖上的一个“痛”。1958年春末夏初，他奉命回温州采访，去了瑞安，还有周边的丽水、青田、龙泉等地，唯独没有去近在咫尺的故乡文成县。

　　45年以后，赵超构作故也已11个年头了，当我陪着他的小女儿刘芭姐回到文成老家时，竟然还有人牢牢记着这件事，对远道而来的赵家后人表达不满。刘芭姐当着我的面抹眼泪，我们就此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已到了老家门口，赵超构为什么“过家门而不入”呢？刘芭姐说，当年父亲纯属“迫于无奈”。温州之行多少带有一点“以观后效”的意思。1949年后，赵超构在老家的亲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大都被打成了“黑五类”。更何况他肩负着宣扬“大跃进”的重任，文成是个山头小县，即便到了老家，也很难采访到“大跃进”的新闻。

　　赵超构少年离开文成老家，1958年“家乡之行”又错失良机，前后六十年间，就再也没有机会回老家了。赵超构“少小离家终不回”的人生境遇，成了其后人、文成乡亲，尤其是赵氏族人难以释怀的一件事。

　　2019年清明时节，我与赵超构之孙赵丰兄到文成接受央视中国影像方志拍摄有关赵超构的采访镜头，在饭桌上我们竟然听到了另外一种说法，说赵超构晚年有回过老家，“文革”期间他曾经回文成避过难。龙川一位叫赵宪进的族亲当年还亲眼见过他。最早听到这个说法的是《龙川人物》主编赵忠良老师。

　　我和赵丰兄找到赵忠良老师，他当即领我们一起前往拜访见证人赵宪进。赵宪进时年77岁，已退养在家，家住文成县城伯温路一间通天楼房里。他小学教师出身，后来改行从政，曾担任过文成县副县长等职务。他说，大概是1969年，也有可能是1970年，当时他还在珊溪小学教书。有天傍晚出来散步时，在路上撞见了赵超构。当时的赵超构正低头匆匆路过，与他打了个正照面，但没有问候说话。赵宪进说，当年的赵超构住在他的同事刘日中家里。他所说的刘日中是赵超构妻子刘化丁的侄子，即前文所涉刘玲玲的父亲。

　　“文革”时期，赵超构受到了冲击，被遣送至奉贤县新寺，后转入海滨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从事喂猪、种菜、挑水等农活。有道是“小乱避城，大乱避乡”。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到乡下寻求避难，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但从另一方面看，赵超构是上海的文化界名人，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凭他这种特殊的身份，他又怎么可能一下子从上海销声匿迹呢？

　　时光流逝，物是人非，可以求证的人大都已不在。刘芭姐已过世，刘化丁的侄子刘日中也已不在。我向目前唯一健在88岁高龄的赵超构长子东戡先生求证，他说：“这绝对不可能。我父亲‘文革’期间没有离开上海。他虽然受到了冲击，还不至于要逃到乡下避难。”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赵超构自己是怎么说的。1983年6月，他在应《浙南日报》之约而写的回忆文章《望乡之情》中，曾旧话重提：“1958年后，至今又已二十多年了，虽然多次动念，再回故乡看一看，迄未如愿。我想，总会有机会完成这个愿望的。这里，借《浙南日报》这次征文之便，捎个信息，先向故乡的父老们问好。”

　　从这段文字看，丝毫也看不出他1958年以后有回过老家的迹象，恰恰相反，进一步证实了他没有回老家的事实。难道是赵超构有什么苦衷不肯承认？抑或是族人赵宪进在路上认错了人？

　　“会晤之谜”

　　“竟日长谈”，还是“半日会谈”？

　　2007年春，著名拍卖师、古籍善本专家彭震尧根据1945年档案《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撰文表示：1945年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9月21日与赵超构并非“竟日长谈”，而是从下午三时谈至傍晚时分。此前学术界及舆论界一直认为“从上午九点直谈至晚饭后”。该文物档案的出现，推翻了原先的结论。

　　《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以17万元成交天价拍得，是从台湾征集到的有关重庆谈判的重要资料。据说，该报告封面上除墨笔书写报告名外，还写有“民国三十四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卅日”字样。每份报告上均钤有“宪兵司令”方形阳文朱色印章，报告首页下部钤有长方形阳文蓝色“军政部部长办公室”收发印章，它完整详细地记录了1945年8月28日至9月30日，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的活动，时间记录详细到天、时、分，人员记录详细至每个人，甚至连毛泽东所乘的车辆、车号都不落下。

　　该档案就9月21日事记述是这样的：“下午三时有新民报记者赵超构访王炳南，旋与王乘吉普车往上清寺方向。”（笔者按：意即前往毛泽东寓所）

　　那么，此前“从上午九点直谈至晚饭后”的说法又是从何而来的呢？此说法最早出现在赵超构撰写的回忆毛泽东的文章《殷殷教诲从头习》，首发于1977年3月12日《文汇报》。次年赵超构又增加一些内容改题为《毛主席教育了我》，刊发于这一年的《新闻战线》一月号。文物档案与赵超构本人的回忆录为何出现偏差？

　　赵超构一生受毛泽东七次接见。从接见的人数及场合来看，单独接见2次，即1945年“重庆会晤”，还有就是1957年6月30日那一次。“重庆会晤”是比较重要的一次会面。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中国向何处去？国共两党是战是和？成为国人、世人注目的焦点。在“重庆谈判”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居然还有空会见《新民报》记者赵超构，现在想来简直有点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情形下也属正常：毛泽东与赵超构于1944年在延安认识，现到了重庆，找几个老相识见个面叙谈一下！

　　赵超构在回忆文章中说：那天更多的时间，是了解重庆各方面的情况……我是尽我所了解的，不管大事小事都讲了。赵超构知道毛泽东很忙，怕耽误他的公务，中间曾数次起身告辞，但毛泽东谈兴不减，一再挽留，让他继续谈下去。一直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留赵超构一起吃饭，赵超构也不推辞。

　　彭震尧在其文中，用四点理由来说明“介绍赵先生生平的文章有误”：一是报告中有关此次活动的时间、地点、人物记录均极为清楚；二是在这34天的记录中毛泽东上午办公或会见客人仅有一次，即8月31日上午9时许会晤沈钧儒、张澜等人，可以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仍按自己习惯上午休息，下午和晚上办公的方式工作和生活；三是在毛泽东会见诸多客人中，均未有长达数小时的谈话记录；四是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重庆期间的工作十分紧张，抽出近十个小时同赵交谈的可能性也不大。

　　如果彭震尧分析准确的话，那么就是当事人赵超构“记忆有误”了。赵超构一生从来不写日记，也不记笔记。1944年到延安采访也不带采访本，全靠脑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可赵超构就是不信这个邪，硬是凭记性写出了传世之作《延安一月》。赵超构在回忆文章中写到“重庆会晤”时，到底还是忘了具体的日期，只好用“抗日战争胜利后”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