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驾乱象：一名“野代驾”的生存法则

　　��

　　觥筹交错之后，从酒店到某个目的地，短暂的路途，狭小的车厢，醉酒人和代驾者，构成了夜间温州的关键要素。他们未曾谋面，往后或许也不会有什么交集。唯一能给他们的关系定性的，便是最粗糙的口头雇佣：没有合同，不知底细。凭着最原始的信任，醉酒人将回家的方向盘托付给一个陌生人。回家的路途很近，各种乱象滋生的代驾市场，离规范的距离似乎很远。

　　王庆元的手机闹钟在每晚8点会“滴滴”响起，这时的他，或许正窝在出租房那张破旧的沙发里，百无聊赖地看电视。

　　当闹钟响起，他会一个激灵跃起，换一身干净衣服。当然，出门前最重要的是，不能忘了在胸口别一个荧光徽章，上面的“代驾”二字在夜色衬托下，格外醒目。

　　事实上，王庆元的真正职业是出租车司机。2011年9月份的某天，在安徽老乡的怂恿下，他从夜班换成白班，跑到广场路讨价还价，最后花20元钱从一家招牌店里买了这枚徽章。

　　第一个晚上，他6点多就从双屿出租房出发了，骑电动车屁颠屁颠地赶到江滨路一排酒吧门前等待。5个多小时后，他意外地接到一单生意，赚了50元。这份兼职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开始了。相比代驾公司那些“名门正派”，王庆元和他的那群老乡们被嘲为“野代驾”，但他们乐此不疲。

　　华灯初上，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家中出发，汇拢到那些灯红酒绿的所在。

　　有本驾驶证就能上岗

　　“广义上的代驾市场，印象中七八年前就有了，那时主要是商务代驾，比如出差时找个人当司机，来回支付一笔费用。由于业务量少，当时代驾这个职业不太为人所知。”市交警支队二大队民警王喜印称，“而目前我们耳熟能详的代驾，主要是为酒后的车主提供的驾驶服务。”

　　一个虽未经严格求证却被默认的事实是，酒后代驾市场的突然兴起，与2011年5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有着莫大关系。

　　在“醉驾入刑”的震慑下，许多车主觥筹交错之余，仍能清醒意识到双手与方向盘之间的距离。

　　这层距离，恰让代驾市场找到了无缝对接。有着敏锐生意头脑的温州人，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代驾公司雨后春笋般冒出。《刑法修正案》施行仅过了一个多月，全市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开展代驾业务的公司猛增至31家。

　　王庆元认为自己还是后知后觉的。2011年11月之前，他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白天和妻子在双屿折腾那家只有10来个平方米的麻辣烫店，晚上开夜班出租车，次日天亮回家睡觉。

　　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已成为习惯。直到有一天他听了老乡的建议，心里蠢蠢欲动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发现这是一个无本生意：除了付出人力，不用租金、不用油钱，甚至还不用为自己的违章埋单。

　　就这样，代驾的兼职突如其来，“开出租车还要考营运资格证，隔三差五还得被运管、交警查。这个只要有一本驾驶证就能上岗了。”王庆元自己都觉得有点唐突，但他乐于接受这样的事实。

　　一年多来，王庆元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市区内一般开价50元，有时还价到30元他也接受。

　　白天开出租车，晚上做代驾，凌晨回去和妻子收摊，这样的生活格局让王庆元备感满意。

　　他没有记账的习惯，但能粗略算出每个月的兼职收入：“比以前多了一两千元。运气好时一晚上能接个两三单，但有时也会是个鸭蛋。”

　　代驾市场的所谓门道

　　江滨路和望江路一带的酒吧、酒店门前，是王庆元的固定地盘。

　　他所要做的，就是在每晚8点以后，等待从这些场所出来的客人们。这时他要迎上前去，从人潮中分辨出那些醉客。他的首选是那些衣着讲究的男士，“最好是拎着公文包，看起来像当官的或做大生意的，出手阔绰，有时递张单百头过来，你说没钱找，他也不计较。”

　　王庆元自认为还是有道德底线的。他称有些代驾，在车上会一路观察车主的醉酒程度，醉得厉害的，就会胡乱宰客。找零时，兜里揣着一堆零钱，也会故意说找不开，车主急于回家，往往作罢。

　　这算是代驾的潜规则之一，但王庆元习惯将这称之为门道。王庆元的另一个门道，则是一路上博车主好感。

　　“一些醉酒的人话特别多，你要陪着他聊，天南地北地扯。”王庆元说这倒挺符合他的性格，“我是个乐观派，也喜欢扯。如果路途稍远，扯得他开心了，顺便提点价，车主同意最好，不肯也没关系。”

　　陪聊的另一个好处，是让王庆元拥有了十来名固定客户。刚开始，他也认为这一行是做单笔生意的，彼此素不相识，哪里来的回头客。后来他又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对车主而言，代驾的是个陌生人，毕竟有一定风险性。有一次和一个老板聊得挺好，送到家后，他对我比较信任，要我给他电话，说是下次再找我。”王庆元索性印了名片，每次送完客人就塞一张。

　　“有时到了吃饭时间，会有陌生电话进来，和我预约地点和时间。”王庆元现在能从电话里的声音，辨认记忆中那些依稀有点印象的面孔，但他始终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和具体身份。

　　他也从不会多问，他清楚地明白，双方只是各取所需。二者不是朋友，但也不算陌生人，他们的关系在既信任又存芥蒂的微妙状态下游走，除了某个夜晚的同行，他们的人生不会有其他交集。

　　窥见人间百态的窗口

　　除了养家糊口，王庆元逐渐发现，这一行给他枯燥的生活带来了久违的乐趣。

　　在从事代驾服务之前，王庆元只开过两种车：驾校的桑塔纳和富康出租车。如今，他回老家过年时，向家人也可以吹嘘一番：“宝马、奔驰、保时捷，统统被我拿下。”

　　刚开始接触那些高档车，让王庆元尴尬的是，居然不知道怎么启动，“那些车是无匙点火的，我从没碰过。”开高档车换来吹嘘的同时，其实也让他心存担忧：“怕刮到了，赔不起，每次都特别小心。”

　　而在酒店门口等客的时间段，他和同行们凑在一起，谈论最多的话题，便是交流昨晚各自的遭遇。

　　有醉酒者，在车上不停打电话向老婆做检讨，让她别锁门，刚上车就说已经到半路了，没到半路就称在家楼下了，一到家楼下就说准备进电梯了；有醉酒者，这边老婆电话挂断，那边柔声细语再起，王庆元自然搞不清电话那头的人是谁，但他脑子中总会无意识地闪过“小三”这个词汇；有醉酒者，或踌躇满志、吹嘘不断，或叹仕途、商场不得志，哀怨四起……

　　每每这个时候，王庆元更多的是装作没听见，专注于手中的方向盘。必要时，则会附和几句。

　　这份兼职，让王庆元阅尽人间百态。

　　他坦言越来越欣喜于这样的工作。一个外来务工的底层人物，无形中拥有了一个窗口，可以近距离窥见另一种人物的生活状态。这个群体，在王庆元心中便是所谓的上层人士。在此之前，他从他们身上获得的全部信息，只是外表光鲜。如今，他真切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状态，就这样直白无遗地展露在他面前。

　　王庆元自然也羡慕那样的生活状态，但他目前显然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过除了羡慕，我没有抱怨或仇富心理。”在他看来，自己的妻儿是他最大的寄托，他唯一能给他们的，便是努力赚钱。

　　散兵游勇和正规军并存

　　据市工商局的最新统计，目前全市冠以“代驾”命名的公司共104家，其中鹿城17家。

　　而据各地辖区交警掌握的信息，像王庆元这样的“野代驾”，人数绝对在注册代驾之上。

　　散兵游勇和正规军并存，是温州代驾市场的真实写照。

　　王庆元最初从事代驾服务时，他印象中每晚只有两三个人在抢生意，如今一个酒店门口站着十来个人并不鲜见。

　　正规军们直叹这一市场被蚕食殆尽。2011年7月，阿兵和人合伙开了一家代驾公司，起初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野代驾太多了，他们随意压价，我们要付场租和保底工资，实在竞争不过他们。”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多，去年下半年，阿兵的代驾公司草草收场。

　　而另一家代驾公司的老板也坦言生意难做。很长一段时间，他想了不少招数证明自己的优势：代驾人员进行身份证登记，万一出意外可以找到当事人；穿着统一制服，以区别“野代驾”；在114登记，方便查询；甚至在价格上也做了让步。

　　这种业内的打压后来证明效果不大。因为王庆元他们也在寻思着出路：在胸口佩戴徽章，穿一身西装，便能混杂在正规军之中。

　　在交警看来，正规代驾公司相对“野代驾”而言，安全系数要高，“毕竟出了事还有地方可查，司机开车会更小心点。”交警随机统计了10起代驾造成的事故，其中7起驾车者是“野代驾”。

　　“没人管”是“野代驾”滋生的沃土，拿王庆元的话来说：“就算开车违章了，也不用我们去罚，这活儿比开出租车要好。”

　　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吴建胜分析，代驾是个“四不像”行业，与运输合同、雇用合同、承揽合同、委托(服务)合同都有点沾边，但又不能归于其类，因此运管、交警、劳动、物价等部门都难以插手去管。

　　由代驾所发生的各类事故，车主该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吴建胜认为，这问题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私人代驾，尽管双方无书面合同，按照雇用或劳务关系，代驾司机有义务在交通法规允许范围内谨慎驾驶，保障车主的人身及财产安全。

　　尽管法律层面有着明晰的责任界定，但交警提供的案例中，一个尴尬的事实是：一旦发生事故，一些代驾司机选择溜之大吉，车主在酒醒后，除了报案后静静等待，唯一能做的便是自食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