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可辛：最不擅长计算，不知这次还灵不灵

　　陈可辛

　　南都娱乐讯昨天一个朋友说票房不应该是衡量一个电影的标准，我说，胡扯。

　　我不是最会算的人。谁都比我会算！我只是把我的底牌摊出来讲。大部分的人算了根本就不跟你说。我只是说我算，我没有说过我很会算，算得准不准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笑)。

　　《致青春》我猜就差不多两个亿，没想到会那么好。所以我就更不懂得猜了。

　　用普世的商业规律在内地是行不通的。

　　“从你把片名改成了《武侠》开始，就注定会被骂。这个名字太大了。如果这部电影不叫《武侠》，它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我把我的一切都放在这部电影，但口碑票房都不好，加上整个大环境转变，大片开始衰弱。它促使我回归到自己擅长的东西上。”

　　“(那时)内地都在拍古装大片。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冒险去做接地气的戏，二是冒险去拍一些我不擅长的古装大片。我选择了后者。用古装的形式去接我自己的地气，但这是很吃力的。”

　　“很多人跟我说《投名状》不够大，明星阵容都不如《无极》大,《赤壁》大家也说大。所以我做《十月围城》就找来一大堆明星，只要多！我去找了甄子丹———刚刚红的‘叶问’，也加了李宇春增点人气。”

　　“我学的东西不一定准。我也看报纸啊，微博啊，或者听团队的建议。所以到《血滴子》就总结说人多、是不同领域的人来演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这个不行。”

　　“《武侠》之后，又到了选择的时候：是要继续走下去，还是转一条路？集体回忆可能是我最擅长的题材。我在苦苦地等，等到集体回忆能成为潮流的那一天。”

　　《中国合伙人》是陈可辛的第13部电影。他曾说，很多人不喜欢13这个数字，但他却愿意把13看做是一个轮回。新片《中国合伙人》回到了他最喜欢也最擅长的文艺题材。他屡次强调，这是他“最个人”的一部作品，甚于被视作经典的《甜蜜蜜》(张曼玉版孙俪版)。在导演的《武侠》和监制的《血滴子》连续惨败的情况下，这样的回归，令人增加不少期待。

　　陈可辛是第一个试水内地市场的香港导演，也被视为“北上大军”中最精于“计算”的。他热衷于观察和检讨，每拍一部电影后都会总结内地市场的新变化，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下一部电影里。从2005年的《如果·爱》算起，到今年他推出了《中国合伙人》，他来到内地市场刚好8年。这8年，内地电影市场激变———票房纪录被不断快速刷新、新导新星层出不穷……内地电影市场悄然完成了改朝换代。如今回头看陈可辛的“计算”，或许会觉得他时灵时不灵。就像有首歌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独家专访时，陈可辛总结了自己这些年来的“计算”得失。他很少谈成功，更多的是对失败进行检讨，不时冒出“很难看懂”之类的话。他说：“对导演来说，内地市场真的有很多可能性！”

　　A

　　《中国合伙人》之机

　　“大片开始衰弱，集体回忆可能是我最擅长的”

　　南都：导演，你之前拍的电影都没有像《中国合伙人》这样纯内地背景的。我记得你之前有过一个观点，说香港导演为什么总拍武侠片、警匪片，是因为拍这种片的话不用接地气，而且香港导演是接不到内地地气的。那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觉得时机成熟了可以拍一部这么内地的电影呢？

　　陈可辛：首先要明白，香港导演接不到地气是因为整个香港都是不接地气的。香港导演是在一个拍类型片的商业圈里，就算是在香港本土，大部分导演都是拍不接香港地气的电影，武侠片、警匪片都不是接地气的片。警匪片有时候还接一点地气的，但那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我本身就是拍接地气的片出身的，我一向都是拍写实题材的电影。来到内地确实有一个无奈的地方，就是说，我不太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早晚还是得做，不然的话，永远都有一个局限在面前。这个“早晚”是什么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刚进内地的时候(注：2005年《如果·爱》第一次试水内地，遇到同档期电影《无极》，票房仅收3000万)，内地整个产业、整个局面都是在拍古装大片。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我不拍那些，冒险去做接地气的戏，拍回我自己擅长的东西；另外一个选择是，我冒另外一个险去拍我不擅长的、不接地气的东西，也就是古装大片。然后我选择了后者。做了几部出来之后，我发现原来这件事也没有那么容易，也很辛苦，虽然我还是能把握自己想讲的东西，用古装的形式去接我自己的地气，但这是很吃力的。

　　南都：而且也很难平衡。

　　陈可辛：对，平衡了一部《投名状》之后，我觉得好不容易让大家觉得有一部合拍片不是虚的，当时就觉得还能做下去，然后就做了《武侠》。我把我的一切都放在了《武侠》里，但这部电影口碑、票房都不好，加上整个大环境转变，大片开始衰弱，所以就又到了一个选择的时候：是要继续走下去，还是转一条路？那既然知道自己早晚要转，不如现在就转。所以，其实也不是完全出于自己的决定，而是被迫决定的。

　　南都：我听过一个说法，说陈可辛因为之前几部片“算错”后，终于打算回到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上，决定要丢掉那些对内地市场的迎合和算计了。你觉得说得对吗？

　　陈可辛：(笑)但是结果拍了一个最迎合内地电影市场的出来。确实不能说我要拍回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丢掉内地市场。这确实是内地很多人的集体回忆，集体回忆可能是我最擅长的题材。我在苦苦地等，等到集体回忆能成为潮流的那一天。

　　南都：从哪里能看出来这个潮流？

　　陈可辛：内地以前是没有集体回忆的，还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怎么会有集体回忆呢？就说七八年前，我刚来内地时候，我们翻所有的杂志看到时尚品位都是很财大气粗很假的。我喜欢的是老北京的东西，但观众喜欢的是华丽的东西。当时市场需要古装大片，我自己也只能在古装大片里找到自己与内地市场的契合点。当时如果我拍现代片的话，你们肯定会觉得我拍得很土，但你们喜欢的东西，我又觉得很土，大家是相反的你知道吗？直到这两三年我看到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了。看时尚杂志发现大家开始喜欢老东西，广告开始讲古董，古董车古董手表，衣服也开始有一些比较复古的东西。我就因为发现我们的口味越来越接近了。所以，第一是能拍回擅长的题材。第二就是市场终于开始接受非古装大片了。

　　南都：是从《失恋33天》开始看到趋势的？

　　陈可辛：对。而且《失恋33天》是第一部现代题材、内地卖钱而我又认可的电影。我就开始觉得现在的内地市场跟香港“U FO”的那个年代挺像的(注：U FO是1990年代初曾志伟(微博)创立、陈可辛加盟的电影公司)，就是90年代我在香港拍《风尘三侠》、《金枝玉叶》、《难兄难弟》的那个阶段。这也是一个原因。观众开始不看大片了是一个原因，我们的口味比较接近是一个原因，《武侠》失败了是一个原因。这几个原因加起来让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做这个题材了吧。

　　B

　　《武侠》之伤

　　“如果票房不是那么差，我都会觉得自己还能赌下去”

　　南都：《武侠》的失利对你来说是不是挺伤的？总结过为何失利吗？

　　陈可辛：其实电影很难总结的。虽然我把自己的一切都放进去了，像之前拍的每一部电影一样,都拼命想突破自己，可能有些时候会太拼命了。观众不会管你有没有突破，他们就关心好不好看。而好不好看也要看他之前看过什么电影，他对那个类型的电影有什么固定的概念。当你打破他的固定概念时，他有可能觉得你胡扯，也可能觉得你很牛，都很难说。所以，很难总结，失败了就是失败了。

　　南都：也有很喜欢《武侠》的人。

　　陈可辛：当然也有，每个戏都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问题是，票房是衡量电影成败的准则，我觉得也是唯一的标准吧。

　　南都：对商业电影来说。

　　陈可辛：昨天我跟朋友一起吃饭说起来，他还说票房不应该是衡量一部电影的标准，我说，胡扯，票房一定是一个标准！如果票房不是一个标准的话，标准是什么？评论是标准吗？奖项就更难说了。所以，除了票房，这个世界上还没有另外的标准更适合衡量一部电影。因为票房就是民主嘛，没有人能保证民主选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好的，但民主就是代表了大部分人的选择。要是大部分喜欢《武侠》的人都是那些没有花钱去戏院看过《武侠》的，那也是我的失败，营销的失败，或者我的影响力的失败。

　　南都：我为什么会问总结这部电影的问题，是因为我发现你是一个很喜欢观察市场、检讨自己的导演我不知道是不是从《武侠》开始，你意识到大片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可辛：确实是。但这不是《武侠》一部片的问题，除了《武侠》，别的大片也都不行。虽然我说评论不能作准，但是我确实是在看了一些评论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就算《武侠》不是在那个年代而在一个更好的年代，虽然不至于那么惨，但也不会达到我心目中想要达到的目标。因为我从评论可以看到，很多不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不是一般的不喜欢，而是非常的不喜欢。

　　南都：我的失望在于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武侠世界，结果没有。你们提出科学武侠的概念，把我的期待值调得太高了。

　　陈可辛：其实唯一可以检讨的也就是这点———因为别的真的很难检讨———可能是营销跟电影的落差。但是这一点我自己是应该负全部责任的，从你把片名改成了《武侠》开始，就注定会被骂。这个名字太大了。如果这部电影不叫《武侠》，它的问题可能没有那么严重。

　　南都：所以在对《武侠》的失利做检讨后，你再做《中国合伙人》，是想回到自己最擅长的东西上吗？

　　陈可辛：也没有。当然能够回去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是最好的，但是你回到自己想要做的东西上时，还有一个障碍是，我不是内地人。接地气是永远要过的一个门槛，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我一直说早晚要做，但一直拖着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做。《武侠》只是让我不再把这个需要面对的事情继续推迟下去了。要是《武侠》的票房没有那么差，刚刚打平或者亏一点，我都会觉得自己还能赌下去，下部还是再拍古装大片，那可能就更会垮了。

　　南都：后来的《血滴子》就更惨了。

　　陈可辛：对啊。但我自己没有把那个片看得那么重。当你是导演时，面对的不只经济、生意的压力，还有尊严、创作等等。作为监制的话就要好过一点，因为那不是你的作品，那就是一个生意。但《血滴子》是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如果继续拍这种古装大片，我会更惨。很多东西就是人算不如天算。《武侠》的确也促使我改变了戏路，回归到我擅长的东西上。

　　南都：它是一个提醒。

　　陈可辛：对，必经的一役。

　　C

　　《血滴子》之误

　　“当时觉得人多、不同领域的人来演就会成功”

　　南都：我记得有一个报道把你称为“精算师”，在那个采访里你讲了在每一部电影中怎么做好各种计算，包括怎么摆明星等。

　　陈可辛：说计算，算到最后都是对资本、产业负责任，就是回收嘛，当然你可以再算多一点，就是更多后面的东西，但我是从来都不算这些的。但是，做计算归计算，我必须得强调的是，其实我不是最会算的人。

　　南都：那你觉得谁比你会算？

　　陈可辛：谁都比我会算！我只是把我的底牌摊出来讲。大部分的人算了根本就不跟你说。谁最会算？你看前面五部成功的片，反正卖钱的人都是很会算的。做这一行不可能不算的，我不可能说，这个跟我无关你去问我的制片人。胡扯！没有导演身上没压力的，压力肯定不是在制片人身上的，制片人只是出来回应问题的。

　　南都：我记得《血滴子》上映前，你的观点是“粉丝电影”一定能卖。后来被证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想知道，你对内地市场的这些考量、观察、检讨的根据是什么？

　　陈可辛：看别人的成绩啊，跟我的团队聊天啊，跟80后、90后聊天啊。当然啦，我只是说我算，我没有说过我很会算，算得准不准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笑)。

　　南都：是不是没那么强调“计算”的电影反而卖得好一些？比如《投名状》，当然《投名状》那个阵容肯定也是算过的啦。

　　陈可辛：全部用粉丝强大的偶像去做男女一号的确实只有《血滴子》。这也是一步一步被市场影响到的。我之前觉得明星是明星，演员是演员。要是算的话，就是要用明星而不是演员。所以《投名状》也要用几个大的明星。但我做《投名状》宣传时，很多人都说你那个电影不够大。我说，李连杰(微博)刘德华金城武还不够大？！但是大家却说，你那个阵容都不如《无极》大，他们有谢霆锋，张柏芝，日本的真田广之，韩国的张东健。我说，如果要用韩国演员、日本演员就叫大明星的话，那就太简单了。当时我就看到，原来内地是可以这样去算的。所以我做《十月围城》就找来一大堆明星，只要多！老实讲，一开始《十月围城》其实也是不够大的。我就去找了甄子丹———刚刚红的“叶问”。我也加了李宇春，因为要增点人气。不同领域的都找来了。我也这么一步一步学来的，当然我学的东西不一定准。我也看报纸啊、微博啊，或者听团队的建议。所以到《血滴子》的时候，就总结说人多、不同领域的人来演就会成功，但后来发现这个不行。所以，这个很难说的。

　　南都：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陈可辛：原因一定是电影本身。这不是我自己的作品，我不用捍卫的，但我真是觉得《血滴子》其实没有那么差，不至于大家那么去骂，它是有它的一个逻辑的。每个人都有他的要拍灰暗(面)的念头，不是我影响刘伟强(微博)，让他拍得像《投名状》的，他完全不是受我影响，而是自己想把戏拍沉重的。

　　南都：内地影市这几年变得太快，要每一部都算得准也很难，都只能是事后来总结。

　　陈可辛：是啊。你说这一部算错，下一部就可以不算了吗？这也不行，还是得算。但是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成功都是算错的结果。

　　D

　　《中国合伙人》之算

　　“对白服装必须接地气；改了很多次希望满足观众”

　　南都：拍《中国合伙人》是你擅长的题材，面对你刚才说的接地气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陈可辛：其实就是要咬着牙对自己说，必须要做了。可能也是我运气好，这戏碰到一个题材，而且这个题材也不是完全设计出来的，也不完全是在《武侠》垮了之后我才决定做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是我在做《武侠》的后期来的，那是我最有信心的时候———没有信心的话我也不会把它叫成《武侠》。所以也不完全是因为《武侠》失败强迫我必须要回到现实题材，而是我已经找到、看到这个题材了，也非常喜欢，我当时已经说要把这个戏拍出来了。

　　故事有了内地背景使得格局更大

　　南都：它打动你的点是什么？

　　陈可辛：故事里有我喜欢的所有元素，还是发生在内地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我当时就觉得终于给我机会来拍一个更大格局、更大情怀的电影了。我以前的那些电影，包括《甜蜜蜜》，都是讲情爱，很小清新的那种。这部戏加了改革开放30年的这个背景之后，就使得我本来喜欢的东西格局更大了。其实我拍的就是我自己的美国梦。内地的美国梦和香港的美国梦没什么分别的。“九七”的时候很多香港人一定要去美国，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呢，那时候香港人要去美国变得比你们还要难。我根本就是拍自己。我从来没有拍过关于自己的电影，《如果·爱》、《甜蜜蜜》都没有那么个人，这部是我拍电影以来最个人的一部。所以它的感情内核是没有刻意去接地气的。技术性的东西，比如对白啊服装啊，这些东西是必须要接地气的。编剧给了这些很好的对白，比如“额头刻上皱纹，别把皱纹刻在心上”，这些可能是我想不到的。

　　台词感谢编剧，感谢微博上的段子

　　南都：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当有一群鸟落在你肩膀上的时候，说明你……成了鸟人。”我们都在笑，但你说你并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好笑。既然你觉得不好笑为什么还保留下来？

　　陈可辛：对，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高明的笑点。我明白“鸟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但有些地方我还是允许这些东西出现。我不能太过独裁，中心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必须是我的，但很多细节比如化妆包装之类的就得听大家的意见。拍这个故事时，我开始刚刚用微博，微博就是我这两年接地气的窗口。之前我对内地的了解就是听身边的几个人说。后来发现有时候他们聊的话我都听不懂，不上微博不上网就听不懂大家在聊什么了。其实《失恋33天》全是段子，《让子弹飞》也全是段子。看《让子弹飞》我大部分都听不懂，我都不懂内地的观众为什么会笑，我只觉得好看。我最近得再看一次，可能现在会懂一点了。

　　节奏请观众来看，改了很多次

　　南都：《合伙人》从粗剪到上映，调整了很多次，是为什么？我记得当时拍完你已经很满意了。

　　陈可辛：这部戏做了很多调整，我一路希望剪到一个令观众觉得最完美的状态。这次做了比较像好莱坞的做法，非常尊重观众，不任性。主题上是自我的，手法上是尊重观众的。

　　南都：主要调了什么？

　　陈可辛：主要是叙事。我个人是更喜欢最初那个版本，但观众可能会看不明白。其实去年圣诞节我就剪完片了，最初与团队一起看的时候大家就有很多不同意见。一月中旬我做了一个试映场，找了很多圈外不同年龄的观众，给他们做了问卷。89%人都说非常好，80%的人说会叫朋友来看。其实这就足够给我信心不再去改了。但在邀请他们坐下来聊的时候发现确实会存在许多问题。虽然他们的观点很主观，也不能给你解决的方法，但既然提出来了，我就得琢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就弄了好久。

　　南都：根据观众提的意见做的修改有没有影响到自我的表达的东西？

　　陈可辛：没有，主要的改变就是倒叙没有那么多了。(南都：举个例子，删掉了什么？)有一场戏，杜鹃跟成东青分手前，她跟一个老外接吻了。试映后所有观众都说不喜欢这一段，说不想看到中国女孩和老外亲热。其实那个老外演员我还是特地从美国洛杉矶请过来拍那场戏的，他是我妹妹的老公。最终还是因为观众的建议把他的戏份剪了。这些无伤大雅，剪掉没所谓，不影响戏的。

　　南都：所以虽然你说《中国合伙人》是你最“个人”的作品，但也是经过很多计算的。

　　陈可辛：对啊，《甜蜜蜜》也是啊，每部电影都是要算的，怎么可能不算。算资本的回收的话，这部片就很容易算，因为它成本不是那么高，所以回收成本不是那么大的压力。

　　票房很难猜，很多规律在内地行不通

　　南都：你对这部电影的票房有计算吗？

　　陈可辛：我从来不猜票房，并且现在也很难猜了。按照我们目前的投资来看是没有压力的。当然也希望可以破纪录。谁不希望自己的票房再攀高峰，但我觉得目前出来的口碑我自己很高兴了，就算票房比现在卖钱的电影差也没什么关系了。

　　南都：《致青春》也是回忆怀旧片，它票房这么火会增加你的信心吗？我记得你是首映那天就去看的，当时想到它的票房会这么好吗？

　　陈可辛：没想会那么好，我猜就差不多两个亿，我觉得挺好看的但还是个文艺片。所以我就更不懂得猜了。用普世的商业规律在内地是行不通的。好莱坞无论在哪里商业规律都是非常清楚的，观众跟电影工业的精神契约也是非常牢的，内地却完全可以翻盘。这也我当年拍《投名状》的时候发现的。这里市场是很好，可以在这里拍一辈子，有很多可能性。

　　专题采写：南都首席记者方夷敏实习生孙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