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噪制噪”高频喇叭幸亏没派上用场

　　鹿城区《广场文化活动公约》实施“满月”之际，广场舞噪音扰民的投诉电话，从每天七八个降到一个，住户买来准备唱“对台戏”的高频喇叭，现在也派不上用场了。

　　广场舞的健身功能，一直备受市民推崇。现在这种群体健身活动，已经从城市拓展到了农村，从小区延伸到了公共场所。应该说，过去相当长时间，政府对这种形式是持赞成或者说鼓励态度的，广场文化不仅是“全民健身”的概念诠释，同时还一度成为一个城市文化繁荣的象征，广场文化也以其开放性、群众性和规模性，得到了认可和推广。

　　但是，随着公共场所周边住宅小区的崛起，随之带来的噪音问题，开始引发了住户的不满。比如，在劝阻无效之后，去年，市区松台广场对面新国光大厦的一群住户，曾集资10万元购买了6组定向高频喇叭，打算和广场噪音来一场“高音对决”、“以噪制噪”。所幸这个对抗最终没有上演，否则，为泄愤图一时之快，只能弄得个两败俱伤，对于现状的改善，则毫无益处。

　　一方面是健身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一方面是生存环境的安静诉求，这个矛盾如何调和，确实不好处理。此前国内很多地方出台了办法，更多基于“噪音”这个要害的单方面考量，最终效果都不好。而鹿城此次做法的可贵之处，是没有搞单边禁绝，而是综合区位、受众等因素，在征求不同观点后，形成相对一致的意见，依靠对话形成的“三方协定”，既给活动者一个空间，也给住户一个环境，这种处理方式，在规避“以噪制噪”的矛盾激化过程，很有积极意义和借鉴价值。

　　公共资源有其共享性，也就是说，文化活动的参与者可以享有，临近这些场所的住户也一样可以享有。在资源容量有限的情形之下，如何“合理利用”就变得至关重要。如果因为噪音而令行禁止、鸦雀无声，资源浪费不说，市民活动的空间显然缩小了。如果“制噪”者的利用，是建立在住户居住权受侵犯的基础之上，那么，公共资源就容易被局部化而变成矛盾的焦点。

　　自娱自乐不管他人感受的“独角戏”，博取不了掌声。“以噪制噪”的“对台戏”，更加得不偿失。而能否理性对待矛盾的关键，显然取决于主管部门，政府是科学作为还是矫枉过正一刀切，这是对决策合理性的基本考量。(文/钟秦)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