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后企业为何用工难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有变化

在市区西山东路一家职业介绍所门外，一鞋企代表守在招工牌旁等待求职者。 苏巧将 摄

2月13日下午，在火车站广场，一些企业用招工引导牌来吸引刚下火车的新温州人。 刘伟 摄

2月10日下午，在温务工的新温州人纷纷返温。 郑晓群 摄

在瓯海梧田一家鞋企里，员工在忙碌生产。 翁卿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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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网讯 春节长假过后，温州市各地企业陆续开工，外来务工人员返温大潮随之到来。上周，市新居民服务管理局启动2014年新居民基本状况问卷调查，派出多路工作人员前往车站码头、劳务市场、用工单位等处，开展“一对一”调查。

　　其间，记者跟随一路，前往鹿城双屿、瓯海梧田一带的部分中小企业，就节后“用工难”状况、成因及当前我市外来务工群体主力军——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求职观念、就业诉求等进行深入调查。

　　现场观察：节后“用工难”普遍存在

　　2月21日，记者在鹿城双屿工业区看到，尽管已是正月廿二，不少企业门口依然立着写有“诚聘”“诚招”字样的大牌子，详列着招工人数、福利待遇及食堂、宿舍等工作条件，牌子边坐着态度殷勤的企业人事管理人员。

　　在一家企业门口，记者看到一男二女3名青年随意看了看招聘的牌子，慢悠悠地走了进去，不过几分钟，又慢悠悠地走出来，往隔壁企业踱去，脸上丝毫不见各类高校招聘会上求职者常有的焦虑神情。

　　惠妹鞋业有限公司是该工业区内一家规模不大的企业。厂长张生观告诉记者，以往工厂正常运转时，工人有400多人，而今年开春到现在，厂里还只有100多个工人，而且是新手居多。他解释说，近来我国多地的雨雪天气是导致许多老员工还没有返工的一大因素。

　　存在老员工返岗率低、新员工“招工难”问题的，不止这家企业。根据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2月18日至2月24日7天的报表数据，中心市场岗位的需求总数为21814个，而缺口数达到了16871人。虽然求职人员日均流量达到2766人，但每天真正达成求职意向的人数不足千人。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年后“用工难”问题普遍存在于我市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另外，据该中心统计，今年春节假期以来，求职市场需求排名前两位的工种是普工和服务员。特别是普工，虽然各用工企业给出的工资比上年平均提高了10%-12%，但供需缺口依然很大。

　　同时，记者对比该中心近6年来的《节后中心市场求职人员流动情况统计表》发现，2009年的正月初六至正月廿五，该中心市场求职人员日均流量达到7000人，之后每年同期的日均流量都呈递减态势，直至今年的不足3000人。

　　诉求之变：淡定求职背后的就业观念

　　采访中，市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市外来务工人员中，新生代即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已达到总数的45%以上，他们在求职过程中有一个颇为普遍的特点，即对用工单位颇为挑剔，求职表现相当淡定。那么，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呢？

　　本周一，记者来到位于瓯海梧田的香牌鞋业有限公司采访。这家鞋企目前有员工近200名。

　　今年19岁的黄珀根来自江西，头发染了鲜艳的颜色、前额处还留着一小撮长发，非常引人注目。交谈中，他对自己的“非主流”发型很是得意：“这样显得我与众不同。”他告诉记者，自己是家里的独生子，今年是第二年在这家企业工作，也许再干一段时间就要换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太普通了，我喜欢特别一点的工作，比如做设计。”他说。

　　他的同事、20岁的河南姑娘张海旭则告诉记者，她原来在龙湾一家企业里做普工，后来觉得自己在那里工作时间久了，就想换个环境，听老乡介绍这边的宿舍环境更好，春节后就来了。她说，只要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她会随时准备辞职。

　　记者发现，大多数务工者有着类似想法。来自贵州、21岁的张燕告诉记者，这是她第一天来该企业上班，她原在江苏务工，因为想换个环境，又有老乡在温州，就来了这里。“这样的工作到处都差不多，将来想换个环境的时候，就再找一份。”小姑娘自信地说。

　　淡定和自信的背后，是新生代农民工求职诉求、就业观念的变化。从采访情况看，工资再高一点、休息时间再多一点，是他们绝大多数人最看重的两大要素。

　　普飞鞋业有限公司是鹿城双屿一家拥有1700名员工的鞋企。在厂房里，今年21岁、来自贵州的杨媛琴向记者抱怨说，自己这两年在温州已经换了好几份普工工作，但情况都差不多：每月4000元左右的收入，基本只休息一天，经常加班到晚上10点，回宿舍后就没什么业余活动了，而每月一天的休息时间，基本就是用来整理宿舍、打扫卫生，顶多再逛逛附近的公园。这样的生活状态下，杨媛琴每月的开销在1000元左右，剩下的钱，她都存进了银行卡，“还没想好做什么，也许，将来给自己置嫁妆吧。”

　　今年25岁的贵州小伙黄海说，他来温州打工的目的就是赚钱，等攒够了钱就回家开个小店。在他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应该劳逸结合，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又能赚到足够的钱。

　　相比之下，一些已成家立业的80后务工者在求职就业上的态度则相对慎重。在双屿另一家名为依依鸟的鞋企里，29岁的重庆务工者张福华告诉记者，他在该厂已工作3年，妻子也在该厂上班，两人目前都没有换工作的打算。他说，这几年夫妻俩省吃俭用，每月攒下的钱都寄给在老家的父母，一部分用于孩子读书，一部分用来在老家投资店面，“等店面的贷款还清了，我们就回老家开店。”

　　这也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的一个较普遍现象。出于“用工单位附近的生活环境不好”、“温州消费太高”、“房子买不起”、“子女就学困难”等的考虑，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没有长期留在温州的打算。

　　企业之惑：招到人、留住人都不容易

　　作为劳资关系的另一方，企业是如何看待当前的“用工难”及其背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诉求之变呢？

　　“5年前，我们只要一提加班，员工都很开心，因为加班意味着可以拿到更多的钱。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一要求加班，常常就有人提出辞职。”香牌鞋业负责人周慈说。据她介绍，大约10年前，60后、70后的务工人员还是工厂的主力，他们大多背负着维持一家生计的压力，普遍能吃苦耐劳。而近5年来，情况明显有了变化。特别是随着内地城市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并非在老家就赚不到钱，很多人来沿海城市打工的目的只是“见见世面”，工作表现也与他们的父辈大相径庭。

　　周慈说，春节前后自己对老员工采取了许多挽留措施，比如年终买东西奖励、年初来报到就报销车费等，但是“用工难”依然是她面临的最大难题。

　　普飞鞋业的人事经理黄帆告诉记者，目前厂里老员工的返岗率是70%，相比附近一些同类企业，已经是很不错的数字，然而普工的缺口依然很大。来自湖北黄石的黄帆已在“普飞”工作15年，近3年，这家企业每年都遇到“用工难”问题。

　　在黄帆看来，眼下的“用工难”有三大成因，一是外来务工者尤其是80后务工者，存在子女在温教育、老家老人无人照顾两大难题，二是近年内地发展迅速，企业工作待遇与温州的差距在缩小。以普工为例，目前温州企业普工的最低工资为2500元左右，他的老家黄石也达到了2000元。第三个原因，则是新生代务工者不再单纯以赚钱为目标，而更看重休息时间、和同事是否相处愉快，及所从事的工作是否有发展空间等。这些因素，使得对许多企业来说，招到人、留住人、用好人都不容易。

　　相较中小企业的“用工难”，我市一些规模企业的情况要乐观得多。康奈集团工会主席陈增鑫介绍说，该企业总部目前有员工3800人，其中一线员工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不过，今年正月初十企业开工当天，老员工的返岗率达到了93%。

　　陈增鑫认为，康奈之所以不存在“用工难”问题，不是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比其他企业低，而是与企业一直把员工当成“最宝贵的财富”理念分不开。他介绍说，近年，集团每年春节都采取一系列关爱员工的活动，如年前组织企业高层到全国各地慰问优秀员工、家庭困难员工，平时也很注重营造企业文化氛围，如定期组织“巾帼故事会”、“康奈好声音”评比等活动，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

　　部门之思：解决用工供需矛盾刻不容缓

　　“10年前，来温州务工的人都很着急，有的甚至直接提着被褥到我们市场来，一有工作机会就去应聘。但是近5年来，几乎没有这样的现象了，现在完全从用工单位的‘卖方’市场变成了务工人员的‘买方’市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职业介绍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潘毅雄颇有感触地表示。

　　已在劳动部门工作20多年的潘毅雄说，随着时间推移，温州的“招工难”和“求职难”矛盾会越来越显著。从务工人员角度来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如今务工人员家庭结构里，独生子女和只有两孩的家庭越来越多。过去，他们的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有的甚至是文盲，而现在这些新生代的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农民工”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另外，随着内地城市发展加速，当地普工的工资已经或即将赶上沿海城市，同样的工资水平下，务工人员在老家的生活质量显然要比在异乡高。由于这三方面原因，越来越多的年轻务工者更倾向于留在老家就业。

　　在潘毅雄看来，除务工者自身原因外，当下便利的交通条件和迅捷的信息互通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用工难”——新生代务工人员求职的目光不再只盯着某一个城市，他们已经有条件对比全国各地同类企业的薪金待遇，并随时做出选择，随时转移就业目的地。另外，从企业角度来看，我市多“低小散”企业，对普工的需求量远远高于技工和企管。但是，随着新生代务工人员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很多人不再满足于做一名普工、拿一份不高的工资，而是渴望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如何破解这一日益严峻的用工供需矛盾？潘毅雄认为，一方面要通过规范企业用工行为、改善用工环境，来提升企业在就业市场上的吸引力、竞争力。另一方面，需要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教育改革政策，进一步重视和加强技能人才特别是技术工人的培养。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劳动部门每年都有数千万元用于为我市小微企业提供免费产前人才培训。然而，很多企业由于前期所花时间和经济成本太高原因，积极性不高，加上很多求职人员也不愿花数月时间参加培训，政府预算的培训费大部分用不掉。

　　温州大学创业人才培养学院院长、教授黄兆信也分析说，子女入学困难、整体工资待遇偏低、人才培训太少是造成我市目前“用工难”的三大原因。他认为，如果企业无法给予员工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的企业就很难留得住人。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