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境中的苏步青先生

　　作者(左)和苏步青先生在一起。

　　3月17日是著名温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逝世11周年。苏先生得意门生、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华宣积先生，提笔写下他在文革期间陪同老师下到江南造船厂的经历，以此纪念苏步青先生。 ——编者

　　1972年9月，苏步青先生在结束下放“劳动改造”后，由忻元龙和我陪同，来到上海的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参加船体数学放样的研究工作。

　　他们都热情地称苏先生为“苏教授”，

　　这称呼原来是被打入冷宫的

　　在船体车间数学放样小组，我们受到全体人员的真诚接待，他们是顾灵通、陆锡荣、赵文棋、葛锦春等师傅和蒋峰飚、王俊荣、谢鸣章等3位大学毕业生，谢鸣章还是苏先生的同乡。他们都热情地称苏先生为“苏教授”。

　　这极平常的称呼是被1966年开始的那场浩劫打入冷宫的。当时许多专家和学者都受到严重迫害，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后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党中央的会议上“解放”了8位专家，苏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从此，苏先生才从被关押的学生楼里回到了家，结束了“劳动改造”和“今日被拉到罗店农村，明日被拉到江南厂”挨斗的日子。尽管还时时有人在大小会议上对他点名批判，但也有人已经认识到应该发挥这位著名数学家的作用。这个人就是罗文化。他是数学系毕业生，当时担任教师，后调计算机科学系，现已离休。苏先生这次下江南造船厂就是他促成的。

　　复旦大学数学系与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协作搞数学放样有好几年了，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碰到了更大的困难。我们3人是数学系派出的第三批人员，苏教授下江南造船厂给船体数学放样小组增加了信心，但有些“造反派”头头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9月份，我们每周去厂一次，主要是参观和熟悉环境。顾灵通等师傅陪我们上放样楼。我们看到几位放样工正蹲在地板上用木样条画曲线，不时地跑来跑去，用眼睛观察这些曲线好不好。在放样楼里，要把初步设计好的船体表面的三向剖线(横剖线、水线和纵剖线)画在地板上，进行光顺处理。造多大的船就要有多大的楼，要几个月才能把船体的三向剖线光顺好。这种人工的放样不仅又慢又差，而且工人耗费体力很大，苏先生在参观后感叹：“应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为他们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第二次，我们参观了计算机控制切割钢板的过程，将放样好的曲线数据输入计算机，它就控制切割机自动地把钢板切割成需要的形状。据我们回忆，这台控制用的计算机是由南京工学院制造的。

　　第三次，我们还参观了船体外板在自动切割成型之后的“火攻法”。一片凸曲面中间有个凹处，用火烧一下，再用水一浇，使凹处凸起来。10月14日，在数学放样小组的办公室里，由顾灵通师傅介绍原来使用的数学放样方法，包括本小组的及国内外的各种方法。苏先生听得十分仔细，不时提出一些问题，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原来的数学放样方法已经部分地得到应用，但对于大船，特别是船艏或船尾较复杂的船型，就不能应付了，需要更多的人工干预，寻求更好的数学放样的方法，这就是我们要攻克的难关。

　　造船厂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七旬老教授，

　　苏先生过上了挤车上班的生活

　　那时苏先生虽然被“解放”了，但生活仍处在逆境中，他的党组织生活还未恢复，一级教授的工资被扣掉2/3，五十年代专为他建造的61号小楼，底楼全部被分给了别人，原来客厅中的家具都堆在从一楼到二楼的楼梯旁。日本友人——他的老朋友茅诚司先生要来拜访他，他只好婉言谢绝。他说：“茅诚司先生曾来过我家，当时我在宽敞的客厅里接待他，他听过我的夫人弹奏十三弦古筝。如今我在哪里接待他！琴也搁置多年，蒙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灰尘，也没有地方可以弹它！”苏先生渴望会见老朋友。茅诚司先生又来信邀请他访日，他又被迫作罢！那几年苏先生患颈椎肥大压迫神经的毛病，手经常麻木，没有好的医院和医生治疗。后来，靠了一位学生介绍的医生治好病。

　　可是，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苏先生感受到科技对生产的重要性，感受到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决心把所学知识献给国家的科研事业。从10月份起，我们和工人一样上班了。江南造船厂的上班族中增加了一名70多岁高龄的苏教授，数学放样小组为我们3人买好6元钱一张的公交月票，苏先生也过上了挤车上班的生活。

　　记得有一个雨天，我早晨5时15分到苏先生家。他已经起床准备出门，苏师母帮他找到高统套鞋和长柄黑布伞，送他从二楼下来。等先生走到门口时，苏师母弯腰鞠躬，双手沿膝而下，行起大礼，苏先生说：“都什么年代了，还要这样！你自己身体也不好，快上去吧！”看到他们相敬相爱的动人情景，我不禁羡慕不已。

　　我们乘了3路有轨电车到虹口公园，再转18路无轨电车到江南造船厂正门口。在门外厂的食堂吃过早餐，进门沿着一条与江边平行的道路由东向西走15分钟，才到数学放样小组的办公室。路的两旁堆满了钢板和钢筋，两旁排列着许多吊车，时时要小心它的悬臂钩起重物转动。路上又有许多钢铁垃圾和未拆除的铁轨，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卡车和自行车，对70多岁的长者来说，行路也是很困难的。每天从市区东北角到西南角，去时总有座位，返回时就没有座位，车内又极挤，也没有人为七旬老人让座。苏先生有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情景：“行年七十二，挂挤大洋城。乡仗非所愿，蜗居了我生？看花须走马，下海为捕鲸(指去江南造船厂)。东望迢迢日，空夸腰脚轻(日友茅诚司先生春节函邀我夫妇出游，被迫作罢)。”

　　大约在1973年初，全国的船体数学放样会议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当时没有政府的官员出席，却有两位著名的学部委员(院士)莅临大会，他们就是大连工学院的钱令希教授和复旦大学的苏步青教授。钱先生在会上报告的题目是“数学放样的数值松弛法”，他形象地比喻为“钮扣太紧，把它松一下”。苏先生高兴地看到有几位学生也在搞船体数学放样。浙江大学董光昌、梁友栋先生与上海求新船厂协作，提出了“回弹法”；山东大学谢力同先生与上海沪东造船厂协作提出“离散点列光顺法”。苏先生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谈了船体数学放样的积极性及他的一些看法。会议结束时，两位学部委员紧紧地握手，一同走出浦江饭店。当钱先生知道苏先生还要挤车子回家时，他立刻决定先送苏先生回去，当时他有小车接送。我冒昧地问钱先生，各种待遇都已经恢复了吗？钱先生风趣地说：“我们这些人(指他与苏先生)都是在里面臭，到外面香的。”他们会心地笑了。

　　面对声势浩大的批判“崇洋媚外”的浪潮，

　　苏先生埋头研究终获丰收

　　凭着对数学的热爱，凭着对祖国经济建设的关心，苏老逆境中奋起攻关，全身心地投入到课题的研究之中。不久，他找到了突破口，提出了一整套方案。一方面，他让忻元龙和顾师傅一起继续研究曲线光顺的方法，但要用参数曲线，让我和蒋峰飚开始研究曲面光顺方法；另一方面，苏先生集中精力去研究国外文献，从数学理论上提出指导意见。

　　苏先生深感当时我国造船技术落后，特别是应用计算机的水平比不过世界先进国家，他相信国外的杂志中肯定有可以借鉴的论文。面对声势浩大的批判“崇洋媚外”的浪潮，他埋头认真地学习国外先进的东西，对那些强词夺理的批判从心里觉得好笑。他还不止一次讲到有人从他家里找到外国杂志，就说他里通外国，真是无知和愚昧！他利用厂休日(星期三)回学校查阅外国资料，发现了最新的关于参数曲线和双三次曲面拟合的论文4篇，其中包括现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中流行的B样条的德布尔·考克斯算法。苏先生将它们全部翻译出来，以复旦大学数学系和江南造船厂船体车间的名义编印出《样条拟合译文选》。该书在前言中明确地写着：“这些文章全部是由苏步青教授翻译的，苏先生的这一工作，不仅直接指导了我们的工作，还在全国的数学放样工作中，起到了引导作用。”

　　辛勤耕耘，终于迎来硕果累累。苏先生用仿射不变量的思想深入地对三次参数曲线进行了研究，得到了有关拐点和奇点存在的定理和消除的方法，对曲线的光顺方法有直接指导作用。后来苏先生在《应用数学学报》和《复旦学报》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在我国的发展作出贡献。在苏先生指导下，数学放样小组完成了线型光顺的课题，其中应用于船公式艏的一种光顺方法——平行圆面法的名字还是苏先生起的。

　　苏先生在江南造船厂数学放样小组的消息不胫而走。那间搭建在放样楼旁的办公室，中午休息时常常是很热闹的。工人和技术员前来向他请教问题的不少，虽然那间办公室离其他厂房较远，门前还有未拆除的小火车的轨道，但人们乐意前来向苏先生请教外语和数学，还爱听他讲故事。这许多有趣的事，可惜都未能记载下来。有文字记载的，只有协助解决伞齿轮设计问题，发表在《复旦学报》上的一篇论文《伞齿轮设计中的一些几何学问题》和发表在《数学的实践与认识》上的论文《球面锥齿分度圆上的压力角和其齿厚的测量数据》，文中注明所讨论的问题是在江南造船厂搞协作时，由该厂技术革新小组叶镇仁同志提出，对叶镇仁同志表示感谢。

　　1978年，复旦大学数学系的“船体数学放样”等项目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苏先生在其中作出了主要贡献，而且是在逆境中作出的，不能不令人更加敬佩。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