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村”整顿前后:八个裁缝老师奠基“浙江村”

　　温州网讯 温州模式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就是百万温商走向全国，把温州模式带到了全国各地。因此，说温州模式的历史阵痛，就不能不说温州人走向全国各地时发生的阵痛。

　　这个温州模式在外的阵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北京“浙江村”的整顿。□公木

　　北京南三环大红门附近，当年有一个有名的“浙江村”。这个“浙江村”，其实就是“温州村”。因为，这个“浙江村”是以温州人为主创办起来的。从20世纪初80年代开始，一批又一批温州人来到大红门一带，从手工做服装开始，把大红门一带变成了北方最大的服装生产、加工、销售基地和集散市场。因为市场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北京市政府于1995年11月开始对“浙江村”进行整顿。说是整顿，实际上是准备取缔，绝对称得上是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阵痛。

　　整顿发生后，时任温州市政府副市长蒋云峰曾带人到北京调查。此后，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又赴北京，与北京市政府商讨如何妥善处理“浙江村”问题。经过努力，终于使阵痛变成凤凰涅槃，推进了市场的发展，把坏事变成了好事。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了新世纪初，浙江村被人称为“城南王府井”，成了北京有名的大市场，也成了受世界各地商人所欢迎的大市场。据当年浙江在线报道，在浙江村注册的各类企业曾有36000多家，平均日吞吐货物量达1600吨，年交易额300亿元人民币，占据了北京服装业交易额的54.5%。

　　“浙江村”的过去极为五彩斑斓，“浙江村”的昨天依然令人关注，“浙江村”的今天也照样是个热门话题。

　　两个关于“浙江村”

　　形成的故事

　　“浙江村”的来历，始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不少人都曾努力探讨过，但似乎都还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有人也曾接近了答案，但就是没有拿到真实的答案。

　　现行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浙江村”是指聚集于北京南三环南侧丰台区南苑乡大红门一带，进京务工经商的浙江人形成的聚居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来自浙江温州的离乡农民，陆续集聚到南苑乡时村、果园村、海户屯一带，租用当地的简陋民房，做起了服装加工和服装买卖，并在那里形成了一个辐射中国北方的服装大市场。这个说法从总体上讲并没有什么错，但过于笼统和概括。它没有回答：温州人怎么会聚集到大红门而不是其他地方？怎么会在那里做服装生意而不是其他生意？

　　有一种说法是：“浙江村”的先驱者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原先他在包头做衣服，1983年来北京进布料时发现北京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当即“挥师进京”。一时间找不到住处，偶然地坐上了17路公共汽车，又偶然地在木樨园下了车，于是便在海户屯这一城乡接合部为日后的“浙江村”奠了基。这个说法具体多了，有人也有事。

　　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年的木樨园，周边还是一片荒凉地带，居民住的大多是旧式矮屋。所谓的市场空空荡荡，外来人寥寥无几。但这里居民人口集中，大多是企事业单位职工。有人集居的地方就有服装、小商品的潜在需求。颇有生意头脑的一名温州个体户从这里看到了蕴藏着的商机。不仅自己在这里“安营扎寨”，还呼亲唤友到北京从事服装加工经营。

　　如此等等。不一而“录”。

　　7天时间

　　“找到浙江村”

　　浙江村的起因，其实是一个无奈的故事，也是一个创业的故事。

　　1983年，从内蒙乌海“逃”到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在北京做布料生意的堂兄卢必良说，北京的服装生意蛮好做，就决定到北京试试看。卢必泽是乐清芙蓉尚古山村人，在内蒙已做了三年服装生意，虽然也赚了一些钱，但当地的治安令人胆颤心惊，不问青红皂白的整顿也使人担惊受怕。他想想北京治安应该是比较好的，堂兄弟在北京也已多年，就怀着一份希望向着首都而来。可是一到北京，马上就碰到了一个问题：在哪里落脚？住宾馆住不起，租楼房也租不起。他觉得，即使租一般的民房，在城内也负担太重，只能到城外去想办法，城乡接合部的地方最好。

　　卢必良对北京熟悉一点，就主动承担了为卢必泽找房子的事。那天，卢必良坐上17路公共汽车，一坐就坐到了南苑乡。他下车后，东找西问，可就是找不到房子。第一天没找到，第二天没找到，第三天还是没找到……卢必良一连找了六天，仍然没给卢必泽找到一间房子。村民这个说自己没有空房，那个说自己不想出租。这也难怪，作为一个京城村民，谁能对一个来自温州的陌生个体户放心呢？也幸亏卢必良有个坚持劲，不给堂弟找到地方就不死心。

　　到了第七天，他又到南苑乡东寻西找，找到海户屯时碰到一个人，问他是干什么来的？卢必良回答说租个房子做衣服，对方说有户人家可能有间空房，不妨跟他去问问看？这一跟就把卢必泽安顿到了海户屯。经过商讨，对方正间空着不租，但同意把放杂物一间厢房出租。这间只有20个平方米的厢房，终于使卢必泽在北京有了一个立足点了。1983年5月31日，卢必泽带着一家人，在这个厢房里开始了他在北京的创业。这也是温州人创建“浙江村”的开始之日。谁也没想过创建什么“浙江村”，卢必泽更没有想过他要带头搞什么“浙江村”，但“浙江村”却也就这样走出了第一步。这叫什么？这就叫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上班“人挤人”

　　睡觉“人挤人”

　　卢必泽在家乡乐清芙蓉是个手艺出名的裁缝师傅，到内蒙后也干得风风火火，在众多的老乡中享有名气。听说他要到北京搞服装加工，当时就有7个老乡跟随他一起到了北京。卢必泽在海户屯租了房，其他7个也先后在这一带租到了房子。这7个缝纫户，也就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者。

　　卢必泽他们初到北京的日子，是极为艰辛的。那个20平方米的房子，就得容纳下8个人——卢必泽和他爱人、两个儿子、两个姐妹和两个工人，还要安放设备——两部缝纫机、一部锁边机、一个裁衣板和一个烫衣板。不仅加工服装时“人挤人”，晚上睡觉时更是“人挤人”——大家都睡在里面，或者睡地铺，或者睡裁衣板和烫衣板，只不过稍微有点分隔就是了。冬天挤一点还好办，夏天那个闷热劲多难受就别提了。

　　艰辛的生活还有一面，就是还要提防工商部门的检查，因为还没有一个营业执照，属于“无证生产”之列，也属于“地下工厂”之列。况且又是一个外来户，人家若是打击你，你有再大的悲苦也要往肚里吞。卢必泽为此也不得不东躲西藏，听到有什么风声就赶快来个搬家……值得欣慰的是，当时北京的计划经济还是一统天下，服装的花色品种并不很多，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拿出去就有人买，不怕卖不了，只怕来不及做。生意越好，加工的衣服越多，雇的人也越多，从两个增加到五个人，又增加到十几个以至几十个人。其他跟着来的七户人家，也都差不多，辛苦是辛苦了点，但钞票却都赚了不少。

　　11万温州老乡

　　北上“浙江村”

　　听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听说卢必泽与其他7个老乡在北京发了财，乐清同乡就一批跟着一批到了北京，也跟着在海户屯一带租房子。乐清的同乡来了，乐清隔壁的永嘉老乡也来了，其他地方的温州老乡也来了。在老家的温州老乡来了，在全国各地的温州老乡也来了。开始还只是一小批一小批，后来就一大批一大批的来了，简直可以说蜂拥而至。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再到几千人几万人。海户屯没有房子租了，就到周围的果园村、时村、石榴村和大红门村、东罗园村去租。没有几年时间这一片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把整个南苑乡就住满了。据统计，包括常住和流动的在内，大红门地区的外地人绝大部分是浙江温州人，到1990年，就已有3万之众，1994年则猛增到11万人之多。而当地的农民，却只有14000多人。为了那么多温州人在京的生活，这里什么东西都应有尽有。

　　解决吃的——有温州人开办的饭店；

　　解决临时住宿——有温州人开的旅馆；

　　解决副食品——有温州人经营的菜场；

　　解决长住的——有温州人建造的“大棚”；

　　解决小街小巷行走的——还有温州人的脚踏三轮车……

　　这一切使人恍然感觉不是在北京南郊，而是在温州集镇。只要你会讲温州话，那就会通行无阻，什么困难也没有。

　　“浙江村”，也就这样在北京呼之而出。连首都丰台区政府上报北京市的一份文件中也写道：本地人1.4万，外来人口近10万，差不多均为温州人。京城不知大红门南苑乡者有之，而“浙江村”几乎人人皆知。

　　岂知天有不测风云,“浙江村”突遭“香饽饽”到“臭狗屎”的过程，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明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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