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网记者独家记录：高妈妈接到绑匪电话的那一刻

　　【新民网·独家报道】5月30日，此前在马来西亚遭绑架的上海女孩高某获释。尽管知道高某的父母并不在家，我还是想试一试运气。这是时隔58天后，我再次来到他们位于平凉路的家，按照记忆，我很快找到了高小姐的家。因为得到了获释的消息，这一次来，我的心情格外轻松。高小姐的邻居告诉我，事发第二天的晚上，高爸爸和高妈妈被警方带走后就再也没回来住，期间高爸爸仅回来拿过一次东西。

　　在黑夜里行走，我仿佛回到了58天前的场景。高妈妈的哭泣声、高爸爸的镇定、高家亲戚们的努力......那些画面一一出现在眼前。

　　2014年4月2日晚上10点多，高某的同学苏苏(化名)给高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高某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可能被一伙菲律宾反政府武装分子劫持。无奈之下，3日凌晨，高某的父母前往杨浦分局报警求助。

　　由于华西都市报一名记者正巧在这个度假村度蜜月，作为亲历者的他，稿件和照片发表后立即引发全社会的关注。得知女孩是上海人，领导派我前往女孩家采访。

　　说实话，在过去6年的采访过程中，我很少与受害者家属长时间直接对话。没来得及吃早饭，在出租车上我一直在想，会不会被赶出来？我要如何取得高家人的信任？当我做好了自我“心理建设”时，车子也到了高某家楼下。

　　那是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上一幢老式6层楼房，高某家位于顶楼，楼梯狭小，没有电梯，每层居住着6户人家，楼梯的左侧有2户、右侧有4户。走到6楼时，一位穿着制服的民警正在高某家门口打电话，出于职业习惯，我走到了右侧的一户居民家。

　　鼓足勇气后，我敲开了高家的门，开门的是高某的父亲，因为得知高爸爸之前电话向媒体求助，我开始自我介绍，并表示如果有需要，我愿意提供可能的帮助。就这样，我被请进了高家。进门时，高妈妈在外房间哭泣，边哭边说不知道该怎么办。尽管亲戚朋友在旁劝说，但显然并没有效果。

　　高爸爸让我坐在里房间的书桌旁，为我简单介绍了几句情况后，又忙起了别的事情。那时，我能做的事除了聆听和观察，并没有什么。我开始联系在现场的华西都市报记者，因为家属很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点什么。

　　后来，因为高某在马来西亚同学的帮助，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负责前往事发地点处置的何领事致电家属，并介绍了最新的处置和进展情况。因为得到了家属的信任，在权衡之后，我决定暂时放弃报道。此时，其他媒体也蜂拥而至，不少媒体记者坐在门外狭窄的走道上焦急地等待家属的外出。

　　而唯一在室内的我，无疑成为他们“羡慕忌妒恨”的对象。其实，在里面的我也并不轻松，由于家属得到的信息很少，我用自己的电话不停在帮他们联系，与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与在现场的华西都市报记者联系。家属对我也很信任，中午时分，他们担心我饿着，还给我买来生煎包和水。

　　就这样，在高妈妈不断哭泣以及众亲属的焦急等待中，16点42分，高妈妈的电话忽然响起了，“你现在怎么样？”、“他们对你好吗？”、“没有伤害你吧？”高妈妈一连串提出了很多的问题，直到周围亲属劝她冷静，她才渐渐平复了自己的情绪。高某称，自己现在的思路有些不清楚，但武装人员对她不错，并没有伤害她。

　　电话是菲律宾武装人员要求高某给家里打的，由于双方语言无法沟通，高某做起了翻译，她转述菲律宾武装人员要求称，需要家里准备1亿菲律宾比索作为赎金，限期20天，此外，需要高妈妈办理一张菲律宾的VISA卡前往菲律宾进行现金交付。菲律宾武装人员再三交代，可以通知媒体和领馆，但不得通知警方，特别是菲律宾当地警方。

　　高某在电话里提示高妈妈，对方电话全程录音。整个母女通话的过程均用上海话沟通。在表示会交付赎款后，对方将电话切断。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家里人的意见始终没达成统一，就在高家人聚集在一起商量对策的时候，电话再次响起。

　　17点37分，高某再次打了一个电话到妈妈手机上，告诉家人武装人员得知筹措一亿菲律宾比索赎金需要较长时间，所以希望家人能尽快送一笔生活费去，费用为一千万菲律宾比索。高某当时回忆，被劫持后，他们至少在海上航行了12个小时，自己目前在一个小岛上，可能靠近菲律宾的长滩岛，这里很穷，武装人员需要一笔钱购买武器。同时她提示，岛的周围有很多小船埋伏，需要特别注意。武装人员通过高某告诉其母亲，交钱时，可以让母女相见。

　　在确保了高某的安全后，全家开始为筹钱犯愁了，哪里来这么多钱？有家属建议，需要将情况告知警方。于是家人再次向警方求助。

　　由于此后的种种工作，不便于媒体和过多人员介入，警方将高爸爸和高妈妈带至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据事后高家人回忆，期间绑匪曾多次来电索要赎金，但出于策略，高爸爸和高妈妈多次故意拒接电话。而高某将在进行完身体检查后，由马来西亚相关人员护送回国。(新民网记者胡彦珣)

本文转自：温州新闻网 66w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