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风起云涌 在1978年温州都作了哪些回答？
编者按
改革开放40年风起云涌，温州都作了哪些回答？一座改革之城，一群改革的先行者，展开了轰轰烈烈的40年的市场化改革。
40年呼啸而过，有太多的的记忆——不仅仅是成功者，还有那些失败者，那些伏笔，那些岁月的彩蛋——需要一一回望。
1978、1988、1998、2008、2018年，我们选取这些历史截片，就像切开一截树桩，看看时间年轮留下的痕迹，重温那些年的故事，他们用血泪和欢歌改写城市发展的轨迹，改写人的命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改革开放的先行者。
谨以此文向他们致敬。
温州网讯 1978年，公历平年，农历马年。
历史常常会和人开玩笑，原想让丈夫在黑龙江七台河扎根、开花、结果，结果10位姑娘反而到了第二故乡——温州扎根、开花、结果。
“十姐妹”其实只是“十位干姐妹”，一段特殊的历史，一场特殊的运动，将中国版图上两个毫不相干的小城市——温州和七台河紧紧联系在一起，10位东北姑娘嫁给了10位温州小伙，共同的命运让十姐妹结下了胜于亲姐妹的感情。她们那些年经常听的歌是于淑珍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十姐妹中的赵亚贤曾说出对温州的第一印象：“想象中的温州应该是一座与上海差不离的城市，哪知一下轮船，满眼是挤来挤去的人、破破烂烂的房子、脏兮兮的街巷，10月的天还热得流汗，听到的话一句也不懂。”
的确，同东北的水泥房相比，赵亚贤婆家大同巷那老旧的木头房子有些寒碜。温州信河街刚刚铺成沥青大道，明朝信国公汤和重浚的这条河道从此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有这样一组数据：1969年5月30日和9月11日，温州有两批418名温州知青赴七台河插队落户。1969年，温州市政府先后动员了3920名知识青年到黑龙江、新疆、宁夏等地开荒建设。1978年12月10日，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及其形成的文件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转折。
十位姐妹把最好的岁月都留在温州。让我们记录一下她们的名字：于琇岚(西山小学教导主任)、褚文芳(侨务咨询服务中心会计)、赵亚贤(南浦三小教师)、戴晓青(西城路某饺子店店主)、张淑环(个体布匹经营者)、张桂清(新桥住宅区某饺子店店主)、李淑玲(瞿溪某杂货店店主)、李士华(某医院护士)、单丽波(某幼儿园保育员)、陈康华(某新闻单位职工)。(潘端嘉《温州时报》1999.7.16)
在十姐妹嫁到温州20年后，温州日报记者潘端嘉写下《七台河女儿的人生故事》，她们顺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朴素理念，反而过上了比白山黑水更好的生活。1999年5月，黑龙江七台河市委书记张弛为团长的32人来到温州，举办了温州赴七台河知青纪念支边30周年联谊会，聚集了当年赴七台河的温州知青230人，南温州、北煤城因知青相连，衍生一个个悲欢动人的故事。
在温州茶场等地，也有一大批知青。在平阳县矾山镇知青茶场，一个劳动日值只有五六角钱，好的时候，平均工分值也就一元左右，大部分在这儿插场知青的生活要靠家庭接济，都想方设法离开这个“穷窝”。但这个茶场发展了农工副产业后，场员收入大幅增加到千元，使得一些知青申请返场务农。
从七台河回到温州的知青中，最富有的当属苍南金乡人叶文贵。1978年，叶文贵结束了9年知青生活，背着六七万元回到家乡，这些钱是他和知青办锹把厂的原始积累。他就在村里盖起四间大瓦房，顿顿都能吃上鸡，戴着全市只有两块的25钻梅花表！
在养三只鸭是社会主义，四只鸭是资本主义尾巴，雇七人是社会主义，雇八人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年代，叶文贵先后办了轧铝厂、高频机厂、压延薄膜厂、微机仪器厂、铅箔厂，办一个火一个，迅速积累了千万元财产。1987年3月6日，叶文贵所办的金乡压延薄膜厂，经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审核批准，将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1500000元，用于扩建股份企业——苍南县金乡包装材料厂。股票每股面额为100元，共计15000股，年息18%。这是浙江省最早由个体企业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
1984年4月13日，苍南县在改革干部制度方面作出新尝试：任命个体工业户叶文贵担任金乡区副区长，县委书记胡万里在各区镇和机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上通报了这一决定。
叶文贵分管乡镇家庭工业，政治上享受同级干部的一切应有待遇，经济上给以相应的岗位补贴。
我们惊奇于当年对民营企业家的尊重和重视——不受个人户口和工作性质限制，不受闲言碎语干扰，不查六亲九眷历史。30多年后，温州发布“新政”80条，提出——“像尊重科学家一样尊重企业家”。
1988年，他在事业巅峰期造车，学者费孝通、加拿大著名机电学教授鲍勃惠等人都专程拜访他，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曾写下文章《希望涌现更多的叶文贵式人物》。但叶文贵最终演变为堂吉诃德式的悲情人物，耗尽了千万家财。
财经作家吴晓波后来拜访过叶文贵，在金乡街角的一家酒馆，两瓶“酒鬼酒”入肚后，叶文贵穿着破旧皮鞋，他用力地跺着地板说：“这家酒店原本都是我的产业，为了造车筹钱，卖了。”
叶文贵的儿子此时已从清华大学毕业，他学的也是汽车专业。
中断了11年的高考，于1977年恢复。七七高考从录取到正式入学跨越了两个年头，“七七级”学生实际上1978年上半年上学的，比“七八级”多读半年书。
有人说，七七年凡是能考上大学的都是一条好汉。据统计，那年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有570多万(不包括初试考生)，录取27万人，温州市大约有1万多人参加了高考，考生的主力是知青和代课教师，竞争异常惨烈。
1978年3月，杭大历史系迎来一批新生，乐清人周庆治就是其中一位，与他同学的有绿城的宋卫平、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温大教授张汝潮等。
在此之前，周庆治在文革中，上高中被拒之校门之外，之后一直在社会上流浪，据说七年打了13份工。直到高考恢复，他以23岁的年龄考取杭大历史系，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82年7月，周庆治毕业后在浙江省档案局任职，两年后就职于浙江省委政研室；1988年8月，周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曾担任省委书记秘书。1991年，周庆治辞职下海，次年8月，周庆治与许光跃等一起加盟浙江华电房地产开发公司，周庆治任董事长，这就是南都集团的前身。
绿城集团董事长宋卫平和南都集团董事长周庆治曾是浙江地产界的双子星。2006年，周庆治上榜福布斯榜、胡润榜，资产曾超亿美元。2006年周庆治将南都地产60%股份卖予万科，套现36亿元后，淡出地产圈，成立了一家以酒店和旅游地产为主的君澜集团。与新湖系掌门人黄伟类似，周庆治在浙商中以低调著称，几乎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他是第一个上榜胡润榜的温州人。
叶正猛是另一位恢复高考被录取的学生，他考入的是温州师专中文系。《瓯风》第十四期收入了他回忆七七高考的文章：“我的考场在温二中，海坦山麓，考试那两天我抄近路，越过山路，一个跳跃翻过操场缺口的围墙，进了考场……考试大约十天半个月之后放榜，学校大门口贴了两张红纸，一张是应届的，一张是在职的，我的名字赫然在上，而且代课老师只有两个名字。那一刻是“天上掉下来林妹妹”的感觉——“是从古到今天上人间，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但这时还要参加政审。这是七七高考在“文革”之后的又一个“唯一”，还需要严格的政审，准确说是查三代。”“考试结束当天晚上，市教育局在温州人民大会堂召开考生大会，进行思想动员，主题是“接受党的挑选”“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我被定为历届考生代表表态发言。”
毕业后，叶正猛果然“接受党的挑选”，从一个机关办事员，升至洞头县县长、温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却没料到，他人生的后半场投身商海，成为浙江新湖集团总裁，目前任浙江新湖集团监事长。
我们难以估量恢复高考给我国带来了哪些影响力，我们也难以穷尽去看当年温州一万考生的命运。
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知道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高级专家李献人，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上大学的温州人，后来获得英国设菲尔德大学机械工程博士学位。
温州市政协副主席黄兆鸽是当年考上清华大学的高材生。
温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卢剑平是温州师专第一届学生，她提着父亲用过的破旧小皮箱和一个放手榴弹的小木箱，走进九山湖畔。
29岁的温州橡胶二厂工人张汝潮参加高考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中国人大教授、博士生导师诸葛忆兵以“半文盲”的状态考入温州师专，他记得当年课本中的仇恨教育——“贫农张大爷，身上有块疤。大爷告诉我，这是仇恨疤。当年受剥削，干活地主家……”
平阳县麻步区萧江乡毛家处村、青龙村绝大多数村民都姓毛。那时候平阳很穷，人们都不愿意把女儿嫁到平阳。
当地有个民谣：
姆妈娘，勿把囡儿嫁平阳。
平阳三条岭啊四条洋，前门介海水白洋洋，
后门开介大猫拖猪娘，直介归家望亲娘。
好的亲娘打卵卵，勿好亲娘掼你三巴掌。
不怨大，不怨娘，只怨媒人烂肚肠。
1978年，村民毛传臻出差来到江苏南通，在当地菜市场第一次见到了白色编织袋。那时候人们都在用麻袋为主，麻袋分量重，价格高，一条要6元钱。菜贩们用编织袋装毛豆轻便又美观，毛传臻找到了当地的塑料厂，花6元钱买了3条编织袋带回平阳。萧江和塑编近40年的渊源，就此开启了。
毛传臻回村后组织了10位村民，每个人出资100元，购置木料，请木匠制作了10台手拉木机，从福州购买了塑料编丝500公斤，又从苍南宜山请来织布机修理师傅，经过四天的调试，一台用脚踩手拉的木织机，一条土法编丝生产线，成功织出了第一条编织袋。
1978年8月，平阳县首家村办企业——青龙塑料编织厂在萧江诞生，塑编产业后来成为平阳县的支柱产业。
在平阳县东北方的乐清，电器产业暗潮涌动。据《柳市镇志》记载，柳市开关厂第一家门市部诞生是在1978年。被认为是柳市电器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化的标志，因为从那一年开始，柳市民营生产电器配件的家庭作坊，开始逐步走向公开化。
但“温州八大王”之一“螺丝大王”刘大源明确否定了镇志的说法，柳市镇后街开出的第一家电器门市部是在1977年上半年，为了方便供销员看样品，柳市开关厂(乐清县二轻局下属集体企业)开出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厂长叫吴迎春。不久，刘大源也在后街开出了柳市的第一家螺丝店，楼下是店，楼上是生产车间，柳市就以前店后厂的方式走向中国低压电器之都。柳市后街原来是水果、蔬菜等农贸一条街，从那以后，电器配件成为标志。
柳市开关厂前身为柳市机具厂，1968年更名的。吴迎春说，柳市的第一只电器产品应该出自夏存钱、刘百杰、梅贤等人之手，时间是1967年10月，产品运往天津机电厂，对方说“合格了”。另一些柳市人放下农具，闯荡于全国各地，贩卖国有企业生产的五金电器配件和产品，这就是柳市营销大军形成的开始。补鞋匠南存辉、裁缝匠胡成中、赤脚医生郑元孟等电器大佬，当时均做过供销员。据1984年前后的一份调查材料显示：“柳市镇从事低压电器小五金生产的人员达6万多人，并形成了一支有1.3万人的农民购销员队伍”。1977年，以翁垟为中心的矿灯配件市场、马仁桥为中心的电器车头配件市场、三里村为中心的电动机碳刷已经颇具规模。到1981年，柳市镇就有各种大小不一的电器企业300余家。
1982年初，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乐清“八大王”因“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或进学习班或被判刑或被全国通缉。唯一逃脱惩罚的刘大源也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
同年底，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在调查后发现，经济整肃给温州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组织召开了“两户代表大会”(“两户”指农村专业户和重点户)，宣布“两户”靠勤劳致富，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受到党和政府的鼓励、支持，他们的合法经营和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有数据显示：1982年柳市镇工业产值比1981年下降了53.8%。温州市工业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则下滑为-17%。“八大王事件”如一块乌云始终笼罩着浙江，直到1984年4月，温州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在传达了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要精神之后，宣布为“八大王”平反。
1978年的温州，大街小巷锤子剪刀声声声入耳，解放北路是全市第一条上规模的皮鞋专业街，作坊向雪山路、任宅前、水心路蔓延，人们用最原始最简陋的工具，摆弄出皮鞋。有资料记载，当年温州皮鞋产量50万双。
1982年，温州制革厂在解放北路新设皮鞋门市部，9月1日开始营业。该门市部有各式男女皮鞋三四十个品种，开张两天，营业额就达1500元。(1982.9.5《浙南日报》)
“皮鞋寿”余阿寿就是其中一位，解放后，他去了温州第一皮鞋厂上班，不久下海，先试卖海鲜。
据温州日报沈绍真报道，1973年，余阿寿重操旧业，在百里坊租下十来平方米的店面，摆下了鞋摊，这鞋摊便是吉尔达公司的前身。余阿寿今天伸出两只手，那两个小指是往外叉的，刚做学徒时候，缝鞋用苎麻、蜡上松香，搓成苎线，坚实无比，手指勒出了血，照样干。
余阿寿说，60年代的时候一天只能做两双鞋，还不让卖，只好把鞋放在篮子里上码头兜售。做鞋是手工业，在三十六行里居末位，阿寿被称为“皮鞋寿”。1981年，他终于在西门老家附近月湖头租下一间40平方米的农民屋，办起皮鞋工场，后“借”得一块社队企业的招牌，在郊区办起了南塘皮鞋厂。之后又与人合股办起了双华皮鞋厂，两年后，又转至灰桥，办起了黎一皮鞋厂。由于质量过硬，“双龙牌”皮鞋很快在市场打响，1987年产值达180万元。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会记得这样一批风靡一时的温州货：小白象牌旅游童鞋、丰收牌周转箱、友谊牌不锈钢表带、丹风牌车锁、西山牌釉面、白泉牌温州皮纸、玉荷花牌增白皂、矛牌剪刀、永久牌挂锁等。
1978年，单调的灰色蓝色衣服仍然是标准的服装，市民的衣服基本上是扯来布后让缝纫师傅做的，唯一的区别是女装翻领，男装立领，但五马街、信河街的木杓巷不久就成为女人的天堂。
在温州服装产业发展史上，胡孟钦和国光服装店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温州服装现代化生产过程中，绝大部分技师都出自国光。
据温州日报记者陈建东报道，国光是胡孟钦于1938年创办的：开张时，他买来几台美国产的缝纫机，精做服装，又用一两黄金买来一个四肢能活动的女模特摆放在橱窗里，引起轰动，门庭若市……在其影响下，五马街又出现了国胜、国泰、开罗、美康等一大批服装店，抗战胜利后，这条不过350米长的五马街上就有28间服装裁缝店，成为当时浙南最繁华的服装专业街。
胡老做了一辈子西服，先后带出近60名徒弟。2000年，85岁高龄的胡孟钦受时任市长钱兴中的邀请，作为贵宾在主席台上亲睹“服博会”开幕式——“相聚瓯江畔”大型文艺晚会盛况。
夏学良是胡孟钦的高徒，曾4次去北京参加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叶剑英等人的接见。据他回忆，服装界有句顺口溜：“七尺裤子，八尺袄，料子少了做不好。”但胡老师可以用九尺料做出两条裤子。有一次，徒弟熨衣时将乔其纱女士衬衫的胸口部位烫了个大洞，胡老师将剪下的布头拼起来，簇成一朵花缝在破洞的位置上，反而成了漂亮的装饰，其他顾客闻讯指定要做这种样式的衬衫。(孙焊生《待徒如亲子技术“一流一”——记温州服装界元老胡孟钦》)
原温州经济台《百晓讲新闻》节目主持人金方翔，也是胡孟钦的关门弟子。
2005年5月14日，胡孟钦先生辞世，享年90岁。
有一个颇为流传的说法：70年代末，桥头有两个流落异乡的弹棉郎，在苏州一家纽扣厂的垃圾堆里，发现一团五颜六色的东西在闪烁。咦，是纽扣！两人一把一把地捧进旅行袋，捎回桥头摆摊试销，随之诞生了这个“纽扣之都”。谁也无法知道那两个靠垃圾发迹的弹棉郎是谁，但后来成千上万的供销员从弹棉郎转化而来倒是千真万确。
有一个版本这样讲述：最先从事纽扣购销的桥头人，名叫叶克林、叶克春，原来也是弹棉郎。外地偶尔有人掮纽扣来卖，他俩看到桥边一个席地而摆的纽扣摊生意颇好，便上去问个究竟。两个弹棉郎悄悄地把纽扣弄到桥头卖，不到一天，400元价值的纽扣销售一光，赚了几十元。
还有另一个版本：1978年，永嘉桥头农化厂副厂长邹永芳，村里人都尊呼他是“土博士”。那年夏天，他遇见一伙村妇和小伙子，在围住一个货郎担，担里专卖用塑料线编结的对虾、金鱼、蝴蝶等小玩艺，造型别致，形象逼真，颇受欢迎。妇女买来别在发髻上，小伙子买来拴在刀把和自行车钥匙上，成为一种时髦的装饰品。邹永芳看有利可图。于是，他同商业部门签好合同，组织村妇加工生产，销路果然好。后来，他试用精巧的小纽扣，编结动物的眼睛，很快形成一个编结小市场，纽扣有圆形、方形、菱形、棒形、橄榄形、心形等，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这就是桥头纽扣市场的发展开端。
那一年，王碎奶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了，她去公社开会听到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很多内容她没有听懂，但有一点意思听得真切：中央鼓励个人做一些小买卖。王碎奶开始“蠢蠢欲动”，抱着“要干就趁早”的心，开始传奇的一生。20年后，王碎奶成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中的唯一女性。
桥头，永嘉县西部山区的一个偏僻山沟。20世纪80年代，突然冒出了一个“东方布鲁塞尔”——一个神奇的纽扣王国。
在桥头南面，几个小渔村突然变成了中国第一农民城，他的缔造者叫陈定模，他有句名言“所有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这句话让财经作家吴晓波无比震惊。
陈定模，1939年2月出生于钱库镇陈家堡村一农民家庭，8岁时就死了父亲，初一因贫辍学，15岁时他曾带着母亲、弟弟到福鼎逃荒。1955年招工进单位，先后在供销社、新华书店、工厂当员工。1977年到苍南县委宣传部，曾任党组成员、理论组组长。
1978年，陈定模带工作队到腾蛟抓冬种，开始人生第一次“违法”，他提出“谁种归谁收”，结果没几天就完成了冬种任务，有人向区长告状说他是分田单干。
1980年，陈定模任钱库区委书记兼区长，1984年6月开始，他在几个小渔村上建起了中国农民城，他的绝招是进行土地有偿转让，成为国内尝试把国有土地有偿交付农民使用的第一人，18个月后，农民城初具规模。
1985年11月29日下午3点50分，赵紫阳总理乘一辆中型面包车来到了刚刚落成的龙港镇府大楼前，龙港镇委书记陈定模迎接总理到来；在镇府四楼会议室，苍南县委副书记陈星和说：“总理辛苦了！龙港是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地方。”总理诙谐地说：“我是慕名而来的。”
冰层渐消，但旧日子并未远去。
1978年，温州瓦市农副产品市场、东门农副产品市场、朔门农副产品市场同时开业，成为全国最早的城市农副产品市场。
几乎同时，温州市集中市、区、社三级干部2379人，开展“一批双打”(批“四人帮”，打击阶级敌人现行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运动，整顿机关。还在国营纺织厂上班的黄发静因在外做电器私活，被关一个月，他日后成为温州打火机行业的代表性人物，因组织民间商会应诉欧盟CR法规名噪一时。
1978年，永嘉召开联产承包大会。
1978年，赵永镐被“病退”回温后创办原化工部化机院氟塑料应用技术研究所，后成为国内研究氟塑料缠绕法衬里技术第一人，被称为“氟塑料衬里防腐产品之父”。
1978年，邢时苗进入温州市歌舞团，曾担任春节联欢晚会的舞蹈总监。
1978年，温籍亚裔名模王榕生培训了第一支中国国家模特队，后获得台湾金马电影奖最佳服装设计奖。
1978年，陈小敏顺利考入厦门大学哲学系，10多年后成为美国著名的律师。
1978年，杨焕明从杭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毕业到温州医学院教书。
1978年，施立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8年，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第一次出版。
1978年，南时针去了云南，后加入云南登山探险队，征服了一座座高峰。
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诞生。
1978年，温州地委书记为王裕民，他爱好书画艺术，曾帮助林剑丹调入温州博物馆，说：“林剑丹是我发现的！”王裕民去世后，对他评价中有这么一句：在担任温州地委第一书记期间，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推进温州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来源：温州商报
记者：施世潮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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