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老爸老妈讲 那些年的高考记忆

　　温州网讯“678一路发”、“高考必‘粽’”……这个端午假期恰逢一年一度的高考，社会的焦点毫无疑问都落在了高考“宝宝”身上。与高考有关的话题，层出不穷。而老爸老妈们那些年的高考故事，也被渐渐唤起……

　　高考镌刻着国家发展、时代变迁的印记，也记录下那些年关于青春、汗水、理想的故事与个人命运的改变，它改变了每一位参与者的生活轨迹。记者就请几位不同时代的“高考生”讲述自己的高考故事，重温60多年前、40年前、20多年前的高考记忆。

　　上世纪五十年代高考

　　志愿没填好，优等生“榜上无名”

　　讲述人：张京声，退休干部，1935年出生，1954年高考

　　高考故事的时代印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考生，那可真是“凤毛麟角”。当时高考录取方式是先填报志愿再考试，由此造成的“阴差阳错”遗憾不少。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当时实行全国统一高考招生制度，考生先填报志愿，再参加统一高考。当年我就是因志愿没填好，虽然多科成绩考得不错，最终还是落榜了。

　　当时，我们温州中学1954年高中毕业的同学总共有50名，参加高考的同学在填报志愿时，绝大多数选择理科类目，仅有4位同学选择了文科类(含美术)，我填报的第一志愿就是美术。

　　之所以要这样填写，自有我的“理由”。初中阶段，我就很喜欢跑籀园图书馆借“厚本”的书看，除了《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还读了鲁迅、巴金、曹禺等名家的小说和剧本，“埋下”热爱文艺的种子。当时在班主任的推荐下，自己排演过话剧，还加入学校绘画兴趣班学习了素描、水彩画等。我考入“温中”高中部，学校的学习气氛特别浓。当时国家提出学生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少年气盛的我力图“全面开花”，学习上“平均使用力量”，以致高中时自己的学业成绩虽在班上属中上，不过美术已不如初中出色了。到了高考填报志愿时，自己又是一股脑儿的从兴趣出发，只选美术和中文两个专业去填报志愿。我印象很深刻，当时就是按照如下的顺序去填报志愿：第一志愿，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志愿，浙江美术学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第三志愿，北京大学中文系；第四志愿，复旦大学中文系。

　　1954年夏天，全国统一高考录取新生名单揭晓。同学纷纷走上街头，在闹市区的阅报栏前看《解放日报》，寻找自己的“大名”，一旦看见了，就开心地大声欢呼。记得当时，班里除了少数没参加高考的同学外，几乎个个“榜上有名”，而我却怎么都找不到自己的名字，我回家大哭了一场。后来打听到，虽然我的多科成绩考得好，可是现场画创作考试成绩不佳，这是导致“榜上无名”的重要原因。当时是先填报志愿再参加高考，然后再公布录取名单。而如果自己不是一心填“名校”，也不会“榜上无名”吧。就这样阴错阳差下，我成了我们班上少有的高考落榜生。后来，虽然一建筑专科学院发来录取通知书，但当时我已留校做共青团工作了，我就没去报到了，就这样错过自己的“大学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考

　　初中肄业生，苦学日语“突围”

　　讲述人：陈云舟，温大外国语学院日语教师，1960年出生，1981年高考

　　小学文化程度、初中肄业，1979年至1981年间，尝试过中专考试、停薪留职高考，最终靠苦学日语“突围”，成功考上大学日语专业。

　　我出生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0年。1974年春，受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初中只读一年半就辍学打工去了。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和中考(当时是指考中专)。阅历丰富的父母亲反应比较快，1978年就建议我去考中专，当时被我一口否决：“考中专？别做梦啦！你儿子没那个水平和实力。”

　　父母亲不甘心，1979年，没经过我同意就背着我替我报了名(那时候，报名没有那么严格)。为此，我很生气，还埋怨父母多此一举，并当场撕毁了准考证。但父母没死心，悄悄地捡起了被我撕毁的准考证并且粘贴好，等我想通的一天。

　　终于有一天，不知道是厂里发生什么事刺激了我。我主动去找父母，要去考中专。

　　1979年7月7日，人生第一次参加中考。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初中肄业的考生，赴考前又没有努力复习，结果自然可以预料。放榜时，才知道自己只考了150分，平均每门课程只有30分。我无地自容，羞愧难当。但是父母亲不但没笑我，还鼓励我，说我考得不错，比他们想象得好。但是，回到厂里，我的成绩居然成为工友们的笑柄，个别工友甚至公开嘲笑，风言风语说我考十年也不一定考得上。

　　我是一个非常具有逆反心理的人，暗下决心：一定要以最短的时间考上中专甚至是大专。

　　1980年7月7日，我第一次参加真正的高考，虽说成绩有了很大提高，但再次名落孙山。然而，我没有灰心，反而信心倍增地向厂领导请求让我停薪留职半年，全力以赴复习高考。如果再考不上，就安心工作，永远放弃高考。

　　背水一战，怎么样继续挖出分数潜力？能不能通过学外语试试？学哪一种外语提高更快，更有竞争力？1980年高考失败后的八月份，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尝试着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同时试学两种外语：白天跟妹妹学英语；晚上跟妈妈学日语。妹妹当时已是杭州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一年级学生。妈妈在医院当医生，当年为了晋升职称，学过初级日语。

　　妈妈每天下班回家，一家人吃完晚饭，妈妈开始启蒙我学日语。日语英语齐头并进着学习。虽然妈妈的日语只会那么一点点皮毛，但不知道是妈妈教得好还是怎么回事，我却深深地喜欢上了日语。

　　九月份，妹妹继续去杭州上大学。我也已经做出决定：放弃英语学习，努力专攻日语。通过学日语来“突围”拉分。

　　妈妈三脚猫的日语知识一下子就被我吸收完了。如饥似渴的我必须继续求学，当时除了每天自学以外，还听一天三次的日语广播讲座(其中有两次是重播)，感觉很是不过瘾。

　　1980年10月，我插班进入勤奋夜校日语秋季初级班学习。记得当时来勤奋夜校学习各种外语的学生非常之多，每个晚上都有上千人。学日语的学生也非常多，有好几个日语班，每个班级四五十人，从初级到中级都有，教室里坐满学生。

　　我家住在中山公园附近的公园路上，距离百里坊的勤奋外国语夜校大约四五公里，步行大约要50分钟。当时既没有公交车，也没有摩托车，只是因为学习热情高涨，不管刮大风还是下大雨，我往返全是步行，而且从没缺过一次课。

　　正所谓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1981年7月7日我终于成功考上杭州大学外语系日语专业。

　　上世纪九十年代高考

　　从皮鞋匠到警校生，高复生的“逆袭”

　　讲述人：蔡勇孟，警察，1971年出生，1993年高考

　　1990年高中毕业，两次高考失利。后来做了皮鞋匠，再后来又去杭州四季青卖服装。1993年上半年又去复习半年，当年高考成功搭上警校招生末班车。

　　又是一年高考季，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我考上警校的那一刻。

　　那时候，考上大学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高考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就是改变命运的路子。我两次参加高考，都以几分之差名落孙山，后来跟朋友学做皮鞋，跟亲戚到杭州学卖衣服，但心里一直放不下读大学的愿望。1993年夏季，我下定决心再一次去参加高考，这一次也是我考警校的末班车了，再过一年我就超过了警校招生的年龄限制了。

　　那时候，信息还没有现在这样灵通，公布成绩的时候，我们是要自己去招生办公室查询分数的。那一天，大概是7月下旬，一大早，我坐车来到清明桥。招生办设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里面黑压压的都是来查分数的同学，不断挤进挤出。有的笑容满面，步伐轻盈，和别人欢快地说着话；有的垂头丧气，闷声不响，黯然离去。

　　我非常紧张，似乎心都要从胸腔里蹦跳出来了。看着招生办那扇门，我恨不得马上挤进去，又害怕进入那个房间，很想扭头就走……矛盾中，我挤进了人群。我把准考证号报给了工作人员，他在一本花名册上寻找着。“你考了＊＊＊分，多出分数线＊＊分。”当他抬起头看着我，嘴里吐出这句话时，我整个人突然间像是掉进了云雾里，一下子恍惚起来，感觉一点儿都不真实。

　　回家母亲见了我，小心翼翼地问:“怎么样？”可能我当时的表现过于平静，母亲误认为我又没考上。

　　“考上了。”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回答非常平淡，毫无感情，没有丝毫喜悦的味道。

　　说实话，这不是因为我矫情，而是我找不到真实的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突然到让人觉得很假。我就这样考上了？这一刻可是我从初中时就开始盼望的，就这样来临了？这是一种巨大的反差带来的结果，让人难以置信！

　　如今，我工作已二十四年了，但这种突然来临的幸福所产生的心理反差让我至今难忘。

　　漏做的数学题至今是谜案

　　讲述人：周胜春，公务员，1977年出生，1995年高考

　　喝三勒浆“抗疲劳”、听《致爱丽丝》催眠……

　　前段时间，还时时梦到自己在考场上，对于一道道数学题一筹莫展。

　　那年夏天天气很炎热，阳光把它的火焰肆无忌惮地照射在我们焦灼和凝重的脸上。班主任全程陪同我们，陪着我们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之后，在无法触碰的红白色警戒线之前才停下来，望着我们一个个进去。还有各个家长，在铃响之前，个个站在孩子身边，口中念念有词，嘱咐着自己的孩子。手中拿着娃哈哈矿泉水，甚至是三勒浆，还有扇子，不断地朝着孩子身上扇。

　　那几天都睡不好，即使耳中听着凯丽金萨克斯《回家》或者贝多芬的钢琴曲《致爱丽丝》。历史老师还过来，交待最后要背的内容，看书的方式。有几个同学实在睡不着，都到楼上去吹风。第二天在考场里，有几个考着考着都将头靠在了桌子上。漂亮的监考女老师过来，送上湿毛巾，方才缓解，恢复了他们的精神。

　　书到用时方恨少，数字答题解题思路已经很清晰了，但出来的答案却对不上。在考完之后自评分数时，令我要气炸肺的是，我数学题最后有几道所占分数最高的竟然没有做。那一叠叠像被单一样的试卷翻过来，我竟然没发现，忘了做。当时为什么没发现，迄今仍是冤案。考完后的那个夏天，我一直过得很郁闷，有时做梦都梦到在翻试题做题目。而且在今后的岁月中，甚至前段时间，我还时时梦到自己在考场上，对于一道道数学题一筹莫展，无从着手，考了低分。

　　我的1997，高考很温情

　　讲述人：黄茜蕾，高中教师，1997年高考

　　我的高考发生在1997年。6月30日下午，已经在家自主学习半个多月的我们，自发聚集在学校的语音室，热血沸腾地与老师们一起熬夜观看香港回归仪式的直播。直播结束，我们久久不愿散去，大家说说笑笑，全然不记得一周之后的那场可能会改变命运的考试。

　　我生活的小镇没有设置高考考点，为了能够安心应考，需要在县城住旅馆。县城有一个爸爸的远房表哥，是一个热心人，在他的盛情邀请之下，7月6日一大早，阿爸阿妈带着我和一皮箱的书，住进了他家。自我懂事以来，阿爸阿妈一门心思经营家里的生意，很少在生活和学习上关注过我，我是家里的长女，不仅做家务，也帮忙照顾弟弟。高考的三天，我却以小儿的姿态领受着爸妈的精心呵护，陪吃陪逛陪聊陪睡，很坦然，心里带着窃窃的喜,高考带来的压力就在温馨的亲子厮磨中消散。只记得那几天的县城闷热无风、只记得考点门口挤满的送考家长脸上写满焦灼、只记得考场里充斥着风油精的味道、只记得时间在笔尖的刷刷声中飞速流逝、只记得出考场看到站在阳光下的双亲时有隐隐的心疼、只记得那个夏天西瓜很冰荔枝很甜……高考于我而言，留下的是难得又难忘的温情。

　　如今，作为高中班主任的我，年年“经历”高考，或送考，或监考。六月的高中校园处处燃情：红色的励志标语，红色的成功门，红色的幸运手带，红色的大礼包，老师们身着统一的红色送考服，食堂为孩子们准备的红鸡蛋……

　　来源：温州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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