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中共温州独立支部（以下简称“温独支”）创建97周年。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一个伟大成果，就是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温独支”的创建，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促成的典型例证之一。

一

回顾温州党史，有三个重要人物值得缅怀和铭记——姜琦、胡公冕、谢文锦。

姜琦（1885—1951）字伯韩，号柏盦，出生于温州城区。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先后获得政治科学士和教育硕士学位。历任温州省立第十师范学校(今温州中学)、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浙一师”），以及上海暨南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福建厦门大学、浙江大学、西北联合大学等高校校长、训导长、教授等职，以中国近代教育家闻名。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温州同盟会重要组织者，五四运动期间是新文化、新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姜琦对教员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一书的支持，很值得一提。1920年3月，姜琦出任“浙一师”校长，对在“浙一师风潮”中遭到迫害的同事胡公冕和陈望道尤重革命情谊。如由胡公冕出面让陈主动提出辞呈，明里发给应得薪金，暗中又以私人名义送给一些银元作为家用补贴。据姜琦媳妇郑氏生前告诉笔者：“确有其事，只是具体数目多少已无法记得了。对胡公冕将于1921年冬赴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囊中羞涩无法成行，也即慷慨解囊送他200银元一事记忆特别深刻。”当年参与“一师风潮”的学生领袖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回忆道： “南开教务长姜伯韩继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经亨颐时代的做法。虽然四大金刚（指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等四位语文教员）走了，但白话文的教师换成了新锐的北大毕业生朱自清、俞平伯，学科制得到了推行。”

1920年4月，陈望道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后，收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告诉他上海《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对方还提供了该宣言的一个日文版和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他通宵达旦，没几天就翻译出来。4月底，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编辑之邀到沪任职。到沪后,《星期评论》因故停刊，旋应陈独秀之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8月,他所译《共产党宣言》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这是《共产党宣言》在我国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这本《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上海法租界秘密首印1000册，虽因当时排版疏忽，把书名错印了，但大部分还是流向全国各地。1920年9月，《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印刷了第二版，小错误被更正，封面也由红色改为蓝色。

二

胡公冕（1888—1979），温州永嘉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21年10月，由陈望道、沈定一介绍，在“浙一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第三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9月间，胡公冕到上海，由邵力子、戴季陶介绍，谒见孙中山先生，并根据党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他作为浙江省代表之一，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黄埔军校等建工作，受命招收黄埔第一期学生。

谢文锦(1894—1927)，字文锦，学名褧霞，温州永嘉人。出生于殷实的农民家庭。先后就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浙一师”，曾得李叔同在音乐、美术等方面的艺术熏陶。1919年春，受胡公冕影响，赴沪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4月赴苏联莫斯科，为我国第一批留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十几位革命知识分子之一。1922年12月，在“东大”转为党员。1923年冬回国，在中共中央工作，先后任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俄文翻译及中共上海地委组织部长等职，参与我党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具体工作。1924年清明节前夕，根据党中央指示，以省亲、祭祖名义回到家乡，住在刚搬来温州城内蝉街林宅屋的妻子娘家，以访亲会友、座谈、演讲等形式开展工作，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纲领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积极筹建党团组织。他直接介绍戴树棠等1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亲手创建了“温独支”。

谢文锦1925年1月赴沪，至1927年4月11日在南京被捕、15日牺牲，期间先后任职上海总工会、中共上海区委，兼曹家渡、杨树浦部委书记，并任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谢文锦的死非常壮烈：他被敌人装入盛有石灰的麻袋，用刺刀活活刺死，再投入通济门外九龙桥下。当时亲属赶往南京，听说附近善良的群众已将尸首打捞起来，掩埋在雨花台，多次寻找却未果。

谢文锦是革命烈士，胡公冕从1950年开始任国务院参事。他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为了“温独支”的创建，为了马克思主义在温州的传播都作出了特殊贡献——因为他俩在1924年回到家乡，继而在温州出现了《共产党宣言》。

三

温州市图书馆珍藏了一本1920年8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它既是非常珍贵的红色档案文献和革命文物，也极具故事性，其翻译、流通、传播，都与温州人有关。

温州市图书馆为什么能珍藏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最初版本？其背后又是一个值得讲述的故事——因为该书持有者戴树棠是“温独支”的宣传委员、革命烈士，而发现者朱韦辛是温州市图书馆原副馆长。

温州珍本的红色封面右下角盖着“荫良藏印”四字，为阳文篆刻。字旁边还有藏者用蓝墨水钢笔书写的“一九二四、略晢”等几个文字。经考证，这是“温独支”七名早期党员之一、宣传委员戴树棠（1892～1945）的读本，因为戴树棠字“荫良”。“略晢”两字含义，据古籍《书·洪范》记载：“明作晢。”唐朝孔颖达注解：“视能清审，则照了物情，故视明致照晢也”。戴树棠之所以在书上写下“略晢”两字，大意是说，“阅读《共产党宣言》，使我大致明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戴树棠是瑞安鲍田人，曾就读于杭州法政专门学校。在五四运动思潮影响下，作为温州地区早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他很快就与温州早期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胡公冕、谢文锦、胡识因与郑恻尘夫妇等有了广泛的交往与联系，而后被吸收为“温独支”早期成员。1922年，在我国外来文化史和亚洲文化史专家陈经先生的帮助和支持下，他创办了旨在提倡新文化、传播新学说的《瓯报》。1925年，他来到北京，参加李大钊主办的干部训练班，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样的历史机遇和条件下，当《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首次于上海出版并通过海路流通到温州生活书店时，戴树棠作为一个与旧思想旧文化积极对抗的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温州的早期信仰者与传播实践者，能够拥有并阅读这样一本红色书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朱韦辛（1930—1992）是平阳人，1953年任温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在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2月的那场“反右”运动中，他被错划为“右派”，调离下放到位于温州市区五马街的古旧书店，一直到该书店1967年停业。他关注每一本书的进进出出，《共产党宣言》温州珍本就是慧眼识珠的他，经手收进来而一直没有再脱手出去。当书店停业后，在处置两万余册古旧书籍的关键时刻，他提出应由温州市图书馆予以全部收购，在开列的书单中，温州珍本赫然在目，避免了被运去纸厂打浆的重大损失。此后，这本以实物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的珍本，就被温州市图书馆作为镇馆之宝特藏至今。　　

来源：温州日报

陈钧贤

作者系温州市文化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