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之星】真实的历史总能让人铭记

　　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是可以被抹去的。但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民族历史在特定的时期会被曲解或者遮蔽，譬如纳粹时期的犹太民族历史。对待历史，每个人的观点也不同。历史学者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会采取各自的方法，截取适合自己风格的历史，建构特有的精神王国。

　　对此，余英时先生曾明确的表示，他既不同意以兰克为代表的追求客观事实，摒弃个人主观判断的所谓“科学史观”，也不同意伏尔泰、凯尔特等人提倡的“历史是对死人开玩笑”的主观史学态度。余英时指出史家要有现实关怀。他说：“历史一定要以人为中心。人是史学家的中心问题。历史与生活分不开。对于史学家来说，人生是最重要的。”

　　因此，可以说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有严肃感和尊严感的，对生命有严肃感的人才能真正懂得历史，有严肃感的人对他的时代也是密切注意的。在这些历史学者的眼中，历史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打扮的姑娘”，而是有着现实关怀下的人的生活，是不能轻易被抹去和遮蔽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如此。存在即是鲜活的过往，它不会因为政见的分歧、学养的高低而呈现不同。相反，有担当的历史学者会爬梳诀要，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挖掘无数的细节，让我们的民族历史更为丰厚和充实。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而言，从汗牛充栋的历史研究(《剑桥中国史》也可以作为佐证)中就可以明白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担心“欲灭其国，先去其史”的历史幻灭，不如探讨下我们应该怎样记住历史。

　　徐贲先生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一文中说：“记忆是一种源起于人际深厚关系，并帮助维护这种关系的责任。记忆特别与关爱相关。”徐先生是思考有关群体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记忆问题的，认为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来记忆。“对于人类共同的灾难，记忆研究最关心的不是我们愿意记忆什么，而是我们由于道德责任而应该记忆什么。”

　　和汉娜？阿伦特的思想一致，他们都特别关注困难中的“见证”的价值。任何亲身经历过苦难的人都是苦难的见证人。但是,即使在苦难过去之后,也并不是所有的苦难见证者都能够,或者都愿意为苦难作见证。

　　这就需要莫大的勇气。对于民族历史，现在的问题就足够明晰了，在面对值得铭记的真实历史时，有责任也有能力作见证的“见证者”们，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见证，或做伪证，这才是最大的隐患所在。毕竟，让每个见证者，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进公共记忆，在特定的时候，可能承担的压力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

　　这么说，也就特别容易明白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颁发给白俄罗斯作家、记者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她自己创造了一个将在全世界得到回响的文学门类，必将掀起证人与证词涌现的浪潮”，这正是原因所在。不是每一段写进历史的都是历史，对于我们而言，那些见证者们留下来的真实的历史，才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文/吴合众)

　　评委点评：

　　从历史观高度说历史

　　从历史观上说历史，应该说其立意的高度就占了优势了。此文从不同的历史观书写的不同历史的真实性作出比较。如有人认为“历史是对死人开玩笑”，历史是可以“随意打扮的姑娘。”这样观点指导下写出的历史，就“不是每一段写进历史的都是历史”了。作者认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有严肃感和尊严感的，”他们在科学的历史观指导下书写的历史，“不因政见的分歧、学养的高低呈现不同。”他们知道“道德决定应该记忆什么，”这样“写出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然后结论：“真实的历史总能让人铭记。”因为立意的高度所决定，整篇文章论述起来就势如破竹了。

　　评委老师简介：

　　刘文起，男，浙江温州人。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发表文学作品300多万字。曾任温州市文联主席、温州晚报总编辑，系中国作协会员、第六届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本文转自：温州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