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董楚平先生晚年谈话录：以淑世为己任
温州网讯 上周六，永强中学在其60周年校庆的日子里，举行了著名学者、原永强中学教师董楚平文集的首发式，缅怀一代学人的学术与人生，本刊特刊登其弟子、原永强中学学生、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坚铭的怀念文章。
晚年忘年交
董楚平老师晚年住浙江省社科院宿舍，在杭州朝晖路，跟我同属朝晖片，我散步过去也仅半个钟头，算是真正的邻居了。那时他让我认识了一种植物，一种水果，即玉环文旦，每次我手提一点水果去拜访他，经过几个小时的聊天之后，他即赠我一二个玉环文旦。我首次吃到了这么好吃的水果，后来，我每年都要买些玉环文旦，也算是对董老师的纪念吧。
董老师晚年处在孤独的状态，身边缺少随时可以聊学术的人，因为他越到晚年，越是进入一种学术激情状态，亟待有人聆听和对话，交流他的新见解，所以他总是鼓励我提出不同意见，以便他能补正自己的观点，可惜我学养不足，未能成为他的有力的对话者。我出现在他的身边，成了他晚年思想的重要分享者，我们也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信是写给我的，当其子董闻奇让我打开后，我发现是董老师论老子的最新观点，而我也是老子的爱好者，董老师发现我基本能背老子，他当时也是非常高兴的。
正如骆寒超老师说董老师具有思辨的理性，而金辉先生通过采访发现了他的诗人的气质和激情。其实，根据我的观察，董老师具有敏锐的感受力、深邃的理性、诗人的纯真和激情，诸方面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显然是具有天才性学者的特征。这也是他往往能从纷繁复杂的知识网络中找到学术生长点，总是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能抓好前沿重大问题，并善于做翻案文章，让人一新耳目。而其文字并不死板，文学性很强，往往饶有趣味，在当前八股论文体中带来新鲜之风。
为中国文化探源
在跟我的聊天中，董老师涉及对民国学术大师的评价。他对王国维尤其欣赏，认为原创性、开拓性最强。对陈寅恪有所惋惜，认为如此不世之通才未免大材小用，只局限于中古文化研究，未能深入先秦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探源。对钱钟书也是惋惜，觉得其学术开拓力不如王国维、陈寅恪。
董老师也是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继承了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文化研究精神，认同陈寅恪之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董老师说自己最感兴趣的其实是先秦文化。先秦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源泉，要探求中华文明之源，必须深入先秦文化。他研究楚帛书的创世神话，是为了击破中国无创世神话的陈说；他研究吴越文化，阐述夏越一源说，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孔老庄，更是对先秦诸子思想探源。先秦文化的研究是最考验学人的，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董老师加入了这个探源的工程中去，是中华文明探源路上的大勇者。
我曾经思考董老师在研究吴越文化之后，何以还要转到《论语》《老子》《庄子》上来，后来终于明白了，原来董老师要为中国文化探源，从根本上探究中华民族思想的源流。这是贯穿董老师学术研究的基本理念。他的一切的知识储备，他的上下古今的思考，其实都有这么一个主线在那里。
董老师说话幽默，常常自嘲说是“无家可归”派，或者是“杂家”。的确，我们不能用通俗的学科分类，将董老师的成果归类，他是一个具有综合贯通的研究能力的学者，可以对历史文化现象做综合型的研究，并且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极其富于原创性的思维。其实董老师的研究是庞而不杂，繁而不乱的，如果我们从探源的角度来看待他的研究成果的话，似乎一切都了然了。
为中国文化探源，是不容易的。对天赋和学术修养也提出很高的要求。董老师数次强调搞先秦文化研究，需要有“三古”基础，即古文字学、古代文献学、考古学的基础。对一般学人而言，能精通一项即是不错，很难成为博通之才。而若无三古的基础，又如何深入先秦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探源呢？
研究吴越文化的原因
董老师告诉我当初他从事吴越文化研究的原因。他原先根本没有打算研究吴越文化的，已有自己的研究计划。著名大学者朱维铮当时在复旦大学，发现了吴越文化研究这片处女地具有重大的学术发展前景，于是从成千上万的学者之中找到了董楚平先生，叫他放下手中的活儿，专心从事吴越文化研究。董先生说我以前都没有多少涉及，这能行吗，朱维铮先生对他说：“我相信你一定能行。”在朱维铮先生的鼓励下，董老师一往无前地投入到吴越文化研究，经过数年时间，即拿出了极具分量的《吴越文化新探》一书，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发表了系列吴越文化研究的论文，对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代神话、吴越徐舒金文，都做出了原创性的研究，成为吴越文化研究的开辟者、奠基者，成为这方面的重量级的学者，也因此享受国务院津贴，获得国家的认可。这段轶事，可谓是朱维铮先生和董先生共同的光荣，一个发现了学术才俊，一个结出了学术的硕果。
以学术为业
董老师是一个“以学术为业”(马克斯·韦伯语)的学者。将自己的一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学术，以学术为公器，毫无私心地进行纯学术的研究。他在晚年的时候，常跟我说写《论语钩沉》时如有神助，有时甚至在挂盐水、做手术前(做过心脏搭桥手术)还在思考，忽有灵光一现，他沉浸在学术新发现的喜悦之中，如海边玩耍捡到美丽贝壳的孩子。
董老师有强烈的淑世精神，他所思考的多是人类的大问题，中国的大问题。他对真理的实践标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农民战争、吴越文化、创世神话等研究，多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往往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其独立批判的精神和学术担当的勇气，是尤其难能可贵的，直接继承了王国维“为学术而学术”、陈寅恪“独立自由”之精神。
重乡情，提携后进
董老师在永强待了20年，视永强为第二故乡，对永强具有很深的感情。1996年左右，我从章方松老师那里获得董老师住址，去杭州初次拜见了董老师，当时他在翠苑居住。他也曾想为拙作《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写一篇书评，后来以精力不济而罢。
“平生风义兼师友”，我与董老师亦师亦友，受益良多。董老师慈祥的面容永留我心中，永世缅怀。他的“金玉君子”的人品，学术品格和学术方法，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其博大精深的学术成果，亟待我们深挖细掘，总结提炼，以利于推进先秦文化探源的事业。
来源：温州日报
方坚铭
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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