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我家三口写温州模式

温州网 2018-07-25 08:12:00
转瞬之间,改革开放已经40春秋。2018年4月13日,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卢剑平及金辉、郑朴先生来访,为《我与温州模式》一书约稿。

叶永烈在温州图书馆讲座。

儿时的叶永烈与父亲在铁井栏自家门口。
叶永烈夫妇(右二、右一)回到母校——温州瓦市小学。

  温州网讯 转瞬之间,改革开放已经40春秋。2018年4月13日,温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卢剑平及金辉、郑朴先生来访,为《我与温州模式》一书约稿。

  我并非研究温州模式的专家,没有写过关于温州模式的学术论文。我忽然记起,我和妻子、长子在1987年初曾经一起去温州探亲,当时正值“温州模式热潮”之中。回到上海之后,一家三口都写了关于温州模式的文章:

  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国改革的试验区——温州模式》,发表于1987年8期《青春》文学杂志,被1987年10期《新华文摘》、第6期《报告文学选刊》(双月刊)、第11期《青年博览》全文转载,还收入诸多报告文学选集。

  妻子写了散文《人老而屋新》,长子写了《我看改革中的温州人》,竟然在同一天发表——1987年2月17日上海《新民晚报》在副刊“夜光杯”刊出《人老而屋新》,而北京的《光明日报》则同时在头版的“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专栏刊出《我看改革中的温州人》。

  像这样一家三口写温州模式,恐怕绝无仅有。

  这一家庭佳话,使我记起难忘的采访温州模式之旅:先是在1986年11月14日至11月20日,我回温州采访温州模式。我被温州模式所深深吸引,回到上海之后,在家里作了“长篇报告”,妻子与长子听罢,对温州非常向往,鼓动我带他们去温州看看温州模式。于是,两个月后,趁着身为教师的妻子与身为大学生的长子放寒假之际,在1987年1月18日至1月25日,我带着他们一起回温州。他们也被温州模式深深感染。这样,才有了一家三口写温州模式的佳话。

  “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是在1985年5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那天《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报道,并配发评论文章《温州的启示》,在评论中提出“温州模式”。从此,“温州模式”逐渐升温,越来越热。虽说我生在温州,长在温州,但是自从1957年考上北京大学以后,就离开了故乡,只是去温州探望母亲时在那里小住数日。1982年初,我把母亲接来上海之后,就多年没有去温州。然而,就在这几年间,温州发生巨变,温州模式诞生了。在温州模式沸沸扬扬的时候,我决定回温州看看,在1986年11月和1987年1月两度前往温州采访温州模式。

  当时,温州交通还很不方便,没有一寸铁路,没有高速公路,飞机场也尚未造好。从上海到温州,要么坐火车到金华,再从金华换乘长途汽车沿着瓯江之畔崎岖的公路到温州;要么从上海乘坐轮船去温州。相对而言,乘船更为便捷省力。在北京大学上学时,我途经上海回温州,乘坐的是“民主18号”轮船。我这两次回温州,乘坐的是“瑞新”号轮船。这是一艘双体船。上午9:30从上海十六铺开船,翌日8:30抵达温州麻行僧街码头,要花费一天一夜的时间。

  到了温州之后,我住在松台旅馆。那时候的温州,处于崛起的前夜。出现在我眼前的,虽然还是旧城一座、小城一座,但是在改革春风吹拂下,正在酝酿脱胎换骨,正在以温州模式作为突破点突飞猛进。当时温州没有出租车,只有三轮车。远一点的地方,除了公共汽车之外,还有三个轮子的“狗儿车”。我从亲友家借了一辆自行车,温州城不大,所以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我熟门熟路,从百里坊、解放北路、解放南路、五马街、蝉街、人民路兜了一圈。那时候,温州除了在瓯江码头新建一幢12层的高楼之外,城内似乎面目依旧,大体上还是老样子。但到处是小摊、商铺,市场活跃,生机蓬勃。

  我重点采访温州模式的三个不同的典型——苍南龙港的农民城、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和乐清柳市的电器市场。

  那时候从温州去苍南龙港镇,交通甚为不便。要乘坐汽车经瓯海、瑞安、平阳,乘坐渡船渡过飞云江、鳌江两条江,才到达龙港镇。龙港镇令我耳目一新,因为这座新城是由一幢幢整齐的三、四层新楼组成,有点像美国的联排别墅。这些新楼底层开商铺,二、三、四层住家,这些新楼不是政府出资盖的,而是由四乡的“万元户”们自己出钱按照统一模式建造的。我两度从温州前往龙港,采访了龙港镇长陈定模。他向我讲述了这座“农民城”的历程。

  经瓯江大桥,我专程到永嘉县桥头镇采访纽扣市场。那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地方,各种各样的小商品琳琅满目,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温州的起飞,温州民营资本最初的积累,就来自小商品。纽扣就是小商品,而永嘉桥头的纽扣市场,为一大批温州民营资本家积累了原始资本,赚到了第一桶金。这一温州模式后来被发扬光大,才有今天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城。

  汽车驶过楠溪大桥,经过乐清白象,我到柳市采访电器市场。父亲是乐清人,我曾经多次随父亲到过乐清白象、柳市。那里原本是出产香糕、泥蚶、炊虾(虾皮)、鱼鲞的地方,怎么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名闻遐迩的电器市场?这简直是颠覆性的。然而出现在我的眼前的种种电器,表明了柳市的“华丽转身”。生产电器毕竟不像生产小商品那样简单,这表明温州的民营经济正在迈上一个新的台阶。柳市的蜕变、巨变,意味着温州人不再局限于小商品小打小闹。

  采访了龙港的农民城、桥头的纽扣市场和柳市的电器市场,使我对于温州模式有了深刻的印象。我意识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大转折之后,中国大地百花争艳,百舸争流,而温州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毕竟是温州人,我在温州有着广泛的人脉。我拜访温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我的表姐夫施振声,父亲叶志超好友杨玉生医生的儿子、温州市科协副主席杨学德,我也拜访中学时的语文老师、作家金江,我的亲戚、作家马允伦,老作家马骅,铁井栏医生、父亲友人邵尧夫,父亲的学生戈鲁阳(作家戈悟觉之父)、金伯龙等等。通过他们,了解改革中的温州的潮头潮尾,了解他们对于温州模式的种种看法。

  我还第一次拜访了住在龙港的恩师、作家杨奔。我11岁时向《浙南日报》(《温州日报》的前身)投稿,就落在副刊编辑杨奔老师手中,他把我的这首小诗发表了,使我深受鼓舞。

  有趣的是,夫人杨蕙芬已经17年没有回到温州,25年没有回到家乡平阳张家堡(后来划归苍南),这次温州之行使她感触良多。平日教作文而很少写“作文”的她拿起了笔,写出散文《人老而屋新》。

  写完之后,她说:“投给《平阳报》吧!也许,县里的小报会登我的文章。”

  “不,寄给《平阳报》不行——你的文章写的是平阳的情况,给了《平阳报》,岂不成了往森林里运木头!”我建议她投给上海的《新民晚报》,因为这家报纸的副刊“夜光杯”常常刊登外地见闻之类的文章。

  “《新民晚报》?!”她吃了一惊,连连摇头说不行,因为那是当时发行量达150万份的报纸呀。

  忽然,她来了个180度转弯,说道:“对啦,你认得《新民晚报》的许多编辑,你替我写张‘介绍信’!”这一回,我连连摇头:“凭‘介绍信’,就是文章登了,也没意思!写文章要靠真本事。文章写得好,报社就会登的——你要相信编辑是公正的。”

  她对我的话将信将疑,说道:“试试看吧!反正我是无名小卒,无所谓!”

  她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只说明自己是上海某中学的教师,通讯处也是写某中学,完全跟我无关。信封上写《新民晚报》编辑部收。她把稿件塞进邮筒时,是1987年2月4日中午。

  没有想到,《新民晚报》在2月17日便发表了她的《人老而屋新》,这使她激动不已。

  真是无巧不成书,也就在2月17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专栏里,醒目地刊登了我长子叶舟的文章《我看改革中的温州人》。

  来源:温州日报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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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温州网 66w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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